李春城政绩“敛财术”：旧城改造成为亲朋捞钱战场

　　不可否认，李春城在成都确实做了很多“政绩”，但是这些“政绩”背后总是能够出现他的亲朋帮、“哈尔滨帮”攻城略地的案例。

　　李春城在成都担任市长、市委书记长达13年，他所做的工作，大多可用“最大”、“史无前例”等形容。

　　既有最豪华的政府新址、最大的环球中心，还有最大的太极八卦图——天府广场，两次成都史上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迁，最大规模的城乡统筹，“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三个集中，“农民上楼”等。这些都是李春城主政成都留下的“政绩”。

　　两次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是李春城任上一桩“政绩”，但这个政绩也成为李春城为亲朋捞钱的主战场。在我调查到的李春城贪腐案情中，很多都与土地有关。

　　李春城从2003年在成都开始的“城乡统筹”改革试验，也是社会各界褒奖最多的地方，甚至“城乡统筹”成为李春城的一张“名片”。

　　但实地调查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区”，会发现在新都区、新津、双流等地，失地农民们怨声载道，他们的土地被产业化、园区化，宅基地被征收成为工业园区或开发房地产，却只获得一些微薄补偿，住在统一的社区内。

　　“我们现在无依无靠，成为真正的失地农民。”成都新都家具园区的农民对李春城的城乡统筹并不认可。

　　事实上，李春城的“城乡统筹”与“经营城市”同步进行。一方面让80%农民进城，一方面在城市里腾挪土地，发展房地产。一进一出，账很好算，那个时期的李春城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本万利的土地财政，巨额的建设投资也都成为他贪腐的战场。

　　成都市、重庆市是全国首个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经过30多年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发展确实受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制约，需要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提供土地的使用效率，发展现代农业。

　　这个方向走到哪里都不能称之为错。但是，回顾成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城乡统筹，一个基本的举措就是利用行政命令，在最短时间内，利用两三年时间让农民交出土地、宅基地、上楼集中居住。

　　这个将农民赶上楼的做法，成都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全国的改革试验区，成都也成为国内其他地方学习的楷模。

　　但直到如今，成都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甚至在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提醒，拆村并居不能大拆大建，应尊重农民的选择。

　　成都市在做城乡统筹的时候，也是李春城政绩观使然。大干快上，两三年见成效，四五年出成绩。但这么做的背后，又有多少农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来闲适的田园生活状态，留给成都农民的可能是需要十年、数十年进行弥补的创痛。

　　不可否认，李春城在成都确实做了很多“政绩”，但是这些“政绩”背后总是能够出现他的亲朋帮、“哈尔滨帮”攻城略地的案例。

　　俗话说，“铲车一到、黄金万两”，究竟这些工程是基于利于一方百姓，还是为自己牟取私利，李春城案案情公布之时，相信可以真相大白。

　　谁来做李春城们的守夜人

　　专栏 　

　　李春城们的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当权力的车轮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卷进车轮之下也许是大概率事件。

　　回顾李春城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作为“能吏”的光彩一面。

　　2004年，李春城在成都开始“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6月，国务院在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地方试验上升为国家战略。借此东风，2008年，李春城在成都启动农村产权改革，率先在全国完成土地确权颁证，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借汶川地震之机，城乡土地统筹更是越过县域的门槛，可在整个成都市流动。

　　“确权流转”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根本性的变化”。善用时机，积极推进改革，无疑是作为改革者、作为能吏的李春城的极具光彩的一笔。当然，李春城也深谙舆论的重要性，善于借助外脑、智囊。在他主政期间，具有丰富媒体经验的何华章成为主要推手，重塑了成都市的文宣系统，打造出成都的“城市营销”。

　　过人的魄力，对舆论的重视，这本身是一个现代官员的应有素质，不过，李春城身处的“前现代”却意味着权力的不受控。

　　根据媒体报道，围绕李春城，其妻女、弟弟、部分亲属，本地商人汪俊林、汪俊刚、邓鸿等人，以及紧随李春城到成都的“哈尔滨帮”，在征地拆迁、土地开发、政府工程、市政交通等多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不正当利益。

　　激进改革的车轮之下，除了金钱的丁当作响，更有斑斑血迹。在“三个集中”改革中，“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引发了大量拆迁，也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对抗。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金华村村民唐福珍面对强拆者，用汽油在屋顶天台自焚，医治无效死亡。

　　也许，正是身处高位却面临不确定的权力逻辑，强推改革却身惹斑斑血迹，追寻政绩却腐败堕落，使李春城也难免深夜惶恐，进而在鬼神之中寻求寄托。

　　根据中纪委的通报，李春城不但花巨资将祖坟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对一名年仅36岁的算命先生言听计从，甚至还因其迷信，追求官运而改变成都的数个著名建筑设计。但最终，风水与算命先生都未能拯救他。

　　李春城这样的官员并不少见。如今，每当坐在飞驰的高铁列车上，在人们盛赞高铁的快捷、先进的同时，往往会听到人们感慨于刘志军的能力，惋惜、痛恨于他的堕落。但遗憾的是，李春城们的这些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也许当权力的车轮肆无忌惮地碾轧过唐福珍，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冥冥之中，把李春城卷进车轮之下也是大概率事件。

　　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守夜人，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民权利。就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媒体关于唐福珍的深度报道，如果《新京报》关于李春城的报道，包括我写下的这篇文字，不是发表于现在，而是发表在5年前、10年前，李春城们的轨迹是不是会不一样，中国的轨迹是不是也会不一样？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