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空间灵魂之父许知远：书籍是人们的“安全毛毯”

　　 [编者按]：作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始人，许知远可谓单向空间（需求面积:500-800平方米）的灵魂之父，他的每一次出现都与书籍密切相关。然而，许知远是不安的，他把这种不安认为是现代人常有的状态，甚至是生活得一部分。所以，他求助于书籍，认为书籍是人们的一种“安全毛毯”，每次出门都会随身携带一两本书，这似乎成为了他抵御外界的一种方式。

　　  < 以下为2014年7月22日许知远在一席北京现场的演讲摘录>：

　　许知远的出现从来都离不开书。

　　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现代信息社会下的孤儿。

　　书籍是沉睡、沉默、不语的，它把那些在你生活中看似缺席的声音重新涌到你面前。

　　我想，这种缺席感、缺席的声音，沉默的声音，可能才是此刻的中国最需要的声音。

　　因为在过去十多年里我们已经看到，昔日的政治秩序和新涌现出来的大众文化，已经构造出一套非常严密且强大的大众文化语系。而个体在它面前已经变得非常脆弱，我们听不到边缘的声音，也不尊重边缘的声音。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通过这些书籍去构造出那些被缺席、被忽略、被边缘的声音。

　　如今，再回想起来这些，我们竟无意间发现，这是单向街最初成立的起点。

　　谈到最初的单向街，是躲在圆明园旁边一个小角落里的小小的书店，与这样一个废园紧密相连。而这个废园充满了记忆与残破之美，充满了不断被强调但从未真正被理解的耻辱。

　　8、9年前，就是与这样的一个废园相邻，单向街开始了自己在社会活动上的第一次谈话--“和西川一起读诗”。

　　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行为，创业者们从未期望它会非常地被接受、被肯定。但最终人们发现，所有这些被忽略的、误以为不存在的声音，都自有其魅力，就在这个空间一个个地涌现了出来。

　　在这个高度物质化与功利性的时代，我们的国家虽然在高速发展，但却有如失去灵魂一样盲目地向前奔跑。幸运的是，就在近些年，在历经多年面目不清的盲目追赶后，很多人又在内心清晰地感触到一度远去的灵魂正在逐步复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并意识到--我们的社会丢失的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重新唤醒这些事物？

　　那有没有可能通过构造一个又一个的空间，使个体不用去面对纷繁复杂的大众社会，而进入他们各自的部落式的社会。在这个部落式的社会中各自建立标准，这个标准有美学上的、道德上的、知识上的等等，而当这些群体建立的微小但却稳定的标准之后，彼此也会有激烈的竞争与碰撞，就会逐渐地形成一个人们渴望的、新的社会秩序和标准。

　　现在，我们阅读模式已经发生了新的改变，立体式阅读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趋势，由文字、影响、互动、内心的感受、即可的反映，彼此构成一个新的空间，但此刻我们还不能够完全适应这个空间，且这个空间现在还处在巨大的混乱之中，这种混乱给我们带来兴奋之余也叫我们焦灼不安。

　　自19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某种精英文化传统，在过去10年里被消散的一塌糊涂。所以，人们可能就不知道用什么标准去坚持，因为标准是混乱的。所以，这就和做单向街及我个人的一些努力有些关联了。不论对于我们的书店，还是我们围绕和围绕我们的这群人，亦或是那些无数次的谈话，我们最终想寻求创造某种标准。当然，这种标准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由各种辩论、争锋，甚至是退却与进步最终达成一种平衡的关系。

　　中国陷入到了一个自我束缚的社会，同时焦灼于自己为什么被束缚。

　　我始终希望能够这样要求自己--“不推销自己的想发”，但发现，尤其是开一个书店以后，基本上是更加地做不到。因为有些时候，我会像一个推销员一样，被迫地去谈一些我们的想法。

　　单向空间有志于将文化、阅读和思考引入日常生活，并以一种更加立体、丰富、更具互动性的方式，在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营建打破界限、更加亲密无间的互动和交流空间。

　　书籍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安全毛毯”。许知远出门通常随身会携带一两本书，它们似乎成为了他抵御外界的一种方式。

　　【人物经历】：

　　 许知远出生在1976年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许知远一直在这里生活到7岁。1983年，

　　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父亲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冲，于是，许知远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1995年，整天为自己能否考上大学而忧心忡忡的许知远进入北京大学，蔡元培时代早已是昔日的传奇，大学则变成流水线式的加工厂。于是，毕业时，许知远成为了一名.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

　　 网络泡沫破灭，他又成了新闻记者，彼时，中国的出版物逐步获得发言，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正学习用《纽约时报》的口吻报道中国。身处1999年至2003年的许知远，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2002年3月，许知远首次出国，目的地是美国。一个月里，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似乎实现了他年少时从《流放者的归来》中所了解的那种文学流浪生涯。

　　2010年，胡舒立和《财经》成为中国传媒时代嬗变的缩影时，远在英国的许知远内心颇为唏嘘，他一口气写下洋洋万言的文字，细数中国媒体命运的雷同与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