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葆森投身房地产行业25年：企业家要推动社会进步

　　一个很朴素的房间，墙面是泥土色，墙围镶嵌着鹅卵石；两扇木质大门成了茶桌，摆在两个石墩上面，木纹斑驳，时代久远，上面井然地放着一应茶具。不远处则是大大小小的陶罐、一个可以舞文弄墨的大书桌。一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景象。

　　这样的工作场景与这个急骤变化的时代形成了对比与冲击，这也是一位经商近40年之久的企业家内心与行事的写照。他想要告诉以及提醒同仁，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企业人士要经得起喧嚣、耐得住寂寞、熬得住时间、驮得住名利。不让自己迷失方向，有正确的价值诉求，成为社会进步正能量的引导者，推动社会的改变与进步。

　　他也一直坚守着这份“寂寞”。1992年，站在人生的选择路口，胡葆森选择归乡，以“港商”身份回到郑州，成立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当时，河南房地产市场并不为市场看好，相比于沿海地区，被称为内地的“盐碱地”。但这一做就是几十年。特别是在同期成长起来的企业纷纷迈出千亿规模，他所认可的万科进入3000亿元规模之后，这份坚守颇显寂寥。

　　“从生存角度来看，规模也很重要，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生存还是第一要务，但我对我们的发展有双重标准，一是发展企业，二是成为中原区域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报效家乡。这是企业担当。”胡葆森说。

　　9月初，在位于中州大道建业集团会所，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就企业发展等问题采访了建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葆森。

　　走了一条更苦更难的道路

　　中国房地产报：1992年从繁华香港回到内地，是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么？

　　胡葆森：任何事情都脱离不了历史的大背景。“南巡讲话”也是历史与时代的呼唤。时代发展呼唤着改革开放可以有更大的动作与进步，希望社会可以变革。

　　实际上，我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前就萌生了下海的意念，组织上也基本批准了，也正好赶上“南巡讲话”。下海创业一是为了响应走出体制的组织号召，二是从香港回到河南也是为了报效家乡。我们都是历史中的一员，做什么都是顺势而为之举。

　　中国房地产报：从内地走向香港走向国际，后来又回到内地，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

　　胡葆森：我是从社会最基层，从农村、县城、省城到香港工作，之后又从香港走向了世界主要的经济体。自已的阅历、视野在不同的经历中逐渐培养出来。比较容易从多个视角、历史角度看待社会以及它的问题与发展。

　　中国房地产报：当时为什么不选择深圳而去中原腹地河南？是有一种理想准备改变什么吗？

　　胡葆森：饮水思源吧，之所以自己具备基本的创业能力，是组织创造的机会培养了你，否则你怎么可能敢下海，是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回到河南。

　　中国房地产报：为什么选择了房地产行业？

　　胡葆森：对于房地产行业在内地发展我在香港是有过思考与实践的，1991年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上升周期，市场一下子热了起来，在这样的市场热潮中我在香港也炒过楼花，赚了几百万港元。内地呢，深圳在1988年已经拍卖了第一块土地，广州第一个商品房淘金花园已经出现；北京、上海及海南省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兴起，甚至杭州、长沙也出现了商品房、开发商的概念。于是决定回到河南创办建业集团从事房地产行业。

　　中国房地产报：据守河南内部有很多反对声音吗？

　　胡葆森：在企业内部我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能感受得到，可能会有“我们为什么非要守着河南，在这里我们的项目每平方米只能卖4000元，其他一二线城城市可以卖到每平方米上万元甚至10万元”的声音与想法，我知道这些提法都是善意的。但企业上市之后、了解到建业集团的发展目标既有创造效益的一面也有推动中原地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面后，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少了，他们认为在河南发展也很好。

　　中国房地产报：规模是生存的前提，这样做会有风险吧？

　　胡葆森：我认为，企业的规模较大固然重要，但论一个企业对于区域的贡献与价值未必是规模越大贡献得越多，这是企业价值追求决定的。

　　也许外界会认为，我们不离开河南，会逐渐被边缘化。如果从对企业负责，对于企业从业者及家属负责的角度来看，有些固守。但可喜的是我们在没有离开河南的情况下，在过去10年间百强企业排名中，我们始终在，而且我们综合实力一直在前30强，我们有信心走下去。

　　当然，从生存角度来看，规模也很重要，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生存还是第一要务，但我对我们的发展有双重标准，一是发展企业，二是成为中原区域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者，报效家乡。这就是企业担当，我们走了一条更苦的更难的道路。

　　我在2005年对于企业发展提出了四个高度统一，分别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高度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高度统一、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高度统一、战略目标与执行战略高度统一，计划用10年、15年实现这个目标。这也是检验一个普通企业与伟大企业的标准。

　　一般而言，规模很大的企业是成功的企业，但并不是伟大的企业。成功是伟大的前提，但伟大不是成功的必然。

　　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

　　中国房地产报：在这25年历史，和王石、冯仑在一起时你们最经常谈论交流的话题是什么？

　　胡葆森：国家的发展、绿色环保、人文以及经济发展。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50后”，包括王石、任志强、冯仑、陈东升等。“50后”身上都有很强的时代印迹与地域文化痕迹，从上世纪50年代成长，至今都已经60多岁，经历了风风雨雨。在这60年中中国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我们在一起时一是感慨于这种变化与速度，二是也会更多的自省，在这样急骤的变化中如何不让自己迷失方向，有正确的价值诉求，成为社会进步正能量的引导者，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的改变与进步。比如建业的发展使命就是要做中原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这是企业的定位，也是个人的追求。

　　中国房地产报：你们这一代人，是中国改革前线的突破者，站在今天看未来，有哪些好与不好的东西应该扬弃呢？

　　胡葆森：我们这一代人（“50后”）是建国后从极端封闭、完全计划经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走过来的人，时代在我们身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也使我们在思考问题上会从大历史的角度、对比心态去看待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问题，比较宽容地看待今天的中国，不像“70后”、“80后”，对于国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求全责备，不满多于满意，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从什么情况下走过来的，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我们更多的是珍惜。

　　另外，我们这一代人（“50后”）非常幸运，幸福指数也很高，如今活跃在经济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群人是目前幸福指数最高的一群人，为什么呢？一是我们对于建国初期贫困生活有着深刻的记忆，对于当时的合作化、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体会深刻，从一个极端贫困、闭塞、计划经济、统共统销的社会逐步走向改革开放再到取得的辉煌成绩，我们是有对比的，有对比、吃过苦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甜”。　 

　　说到不足之处是，他们更具创新精神、没有那么多禁固，接受新事物更快、思想更加开放，这是我们需要突破的，比如观念、历史的记忆、历史的包袱等。而具体到企业运营方面，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我们会更保守些，更容易患得患失些，那种拼博、背水一战、不惧从零做起的勇气相对于他们也不够。

　　中国房地产报：做了这么多年企业有没有遗憾？你会给建业留下什么？

　　胡葆森：建业所有犯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再伟大的企业家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我会给建业留下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坚实的发展基础和一个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