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工作量倍增...被推在最前线的地产界CFO如屡薄冰

作者：曾树佳

地产界的CFO，是一个极为忙碌且压力极大的群体，他们找钱、还债、维持现金流，常被推到阵地的最前线，既要与枯燥的数字为伴，还要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博弈。

尤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骤变的地产环境，给房企带来了更大的考验。一些房企CFO不得不充当“救火队长”。套用一位暴雷房企财务负责人的话，“白天救火，晚上时长开会到十点半才结束，为次日救火想方设法，清明、五一假期也没有空下来。”

虽然工作量较以往倍增，但这些CFO却遭到了“降薪”。

例如，中梁CFO游思嘉2021年薪504.6万元，中南建设财务总监辛琦的年薪500万元，二人相比上一年都下跌了千万。而金科执行副总裁兼CFO的李华去年年薪359.55万元，相较于上年1185.69万元，降幅达七成。

薪资缩水的同时，房企CFO们也进入更为频繁的振荡期。不久前，建业地产更换了CFO，杨伟梁辞任财务总监、公司秘书，由余志杰接任。在调控的基调下，房企常常主动“求变”，类似这样的人事任免，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据乐居财经不完全统计，自“三道红线”实施以来，至今不到两年时间，已有30家房企财务负责人发生变动，要是算上与地产关联紧密的物管股、商管股，变动则更为频繁。

密集的CFO变动，与核数师纷纷撤退一样，都反映了调控之下，财务人的审慎。

业绩会上，财务官对所在公司的财务数据，往往能脱口而出，但看似云淡风轻的背后，他们的压力却难以言喻。4月，福成股份的财务总监程静甚至不敢在财报上签字，演绎了一场失联的“罗生门”。

可见，作为房企的“财神爷”，CFO虽然可以凭借过硬的资本运作能力抢滩涉水。但面对当下最低谷的地产行情，就算是再拔尖的财务人才，也可能束手无策。

暴雷中的去留

虎年除夕夜，祥生控股宣布年关换将，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及联席公司秘书谈铭恒，因个人发展已辞职，自1月31日起生效，由祥生活服务的陈国农接替公司财务总一职。

在此之前的1月19日，祥生将一笔2022年1月23日到期，本金总额3亿的美元债发起交换要约。因此谈铭恒的离去，很容易让人对祥生的财务层面产生联想。

至3月下旬，祥生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因触发交叉违约，它的2亿美元于2023年到期的12厘优先票据（2023年票据）暂停买卖，以便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

或许是嗅到了祥生的危机，谈铭恒觉得公司不再是自己施展的舞台，才转身离去的。

在地产圈，谈铭恒是一位自带明星光环的CFO，他曾在毕马威做到了高级经理级别，后于2008年加盟景瑞地产。任职7年后，谈铭恒选择跳槽到了正荣旗下，2017年9月开始担任正荣集团财务总监，负责集团的整体财务及资本营运，并助推正荣在隔年成功上市。

后又在奥山任职了一年之后，谈铭恒宣布转投刚过千亿，并启动上海总部的祥生，显然是要施展一番，只是最终事与愿违。

眼下，地产融资面临周期波动，地产老板难以找到更多的源头活水，另一边还要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以及疫情之下被打乱的推盘、销售节奏，压力不可谓不大。

而老板们一般都会将这种压力，传导给CFO。财务负责人们被置身于焦头烂额之中，眼看所在公司又前景难测，身为职业经理人的他们，难免会有抽身逃离、另谋出路的想法。

这一点，在暴雷房企中，早已司空见惯。去年7月，原蓝光发展CFO欧俊明，就跟随迟峰的脚步，离开了蓝光。二代杨武正挑起重担、总览全局的同时，只能让杨伟良顶上欧俊明的空缺，维持时艰。

阳光100的王建庭也是如此，他于去年11月，辞任阳光100首席财务官。在此三个月前，公司因未能于到期日支付2021年债券的本金及溢价，已发生违约事件，并触发了另一笔2.196亿美元票据的交叉违约条款。

除此之外，上置集团的彭雄文、新华联的刘华明、粤泰股份的司小平等，都在公司的债务重组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辞别东家。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阳光城执行副总裁吴建斌，财务出身的他，目前依然留在阳光城，与公司共度危机。

无论是在中海、碧桂园，还是阳光城，吴建斌都将自身的财务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财务上对症下药，屡见奇效，因此被称为“地产老中医”。用他的话说，“我开了很多药方，每过一段时间还要不断地调药方。

林腾蛟是愿意给职业经理人方向和平台的老板，吴建斌也认同阳光城的企业文化，叠加在财务上的经验与自信，他似乎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不止是暴雷房企，眼下连一些尚属安全区的开发商，甚至国资房企也出现了CFO“出走”的情况。地产CFO们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的辞任原因各异。例如，厦门国贸、深深房等，甚至出现了两次人事变动。

厦门国贸是“铁了心”要剥离房地产业务了，它在2021年-2025年的五年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要“集中资源专注核心主业的转型升级，拓展战略新兴产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做优做强。”

航向的校准，让这家地方国企也产生了较为频繁的人事地震。先是今年年初，王晓峰、王永清上任厦门国贸副总裁；不久后，因工作调整，刚担任财务总监一年四个月的曾源提出了辞职，由余励洁接替。

小房企在经营战略、股东、制度层面时有调整，因此其财务负责人变动的现象，向来比较突出。自从与恒大的重组告吹之后，深深房的财务总监职务，从张磊到赵忠良再到汪健飞，不到一年时间也有过两次更换，让其在恒大回A余音中，引发诸多猜想。

曾被恒大当做借壳对象的嘉凯城，其公司财务总监田业，也在去年8月，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务。在此之前，恒大母公司广州凯隆置业已宣布，将持有的嘉凯城29.9%股权转让予华建控股。

后来，因公司控制权变更，嘉凯城董事谈朝晖、林漫俊、余芬及等6名高管，均以书面形式提交辞职报告。因此田业的离职，只是公司股东变更之下，高管大规模洗牌的前奏罢了。

除了上述房企之外，诸如众安集团、中国宏泰、粤海置地、卧龙地产、三巽控股等，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骤变的市场环境，给房企带来了更大的考验，让财务总监们进入更为强烈的振荡期。期间发生人事变更的，就不止小房企了，大悦城地产、祥生控股、建业地产等，均有财务人员更迭。

像恒隆地产、金科那样因退休而交接的，少之又少。去年10月，港企恒隆宣布，赵家驹获委任为公司候任首席财务总监；在此项任命背后，是原首席财务总监何孝昌于3月1日退休，需要一人接棒。

紧接着去年11月，鉴于金科执行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李华因临近法定退休年龄，他主动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接替者为公司副总裁宋柯。

何孝昌、李华因退休而离任，羡煞了一众身陷动荡的内地房企CFO。因为还有一些房企CFO是被前东家“替换”。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的高管向来都代表着企业形象，而财务官更是会让外界自然而然地关联到公司发展的健康程度。

两年前，2020年7月7日晚间，一段在出租车上调情的不雅视频在网络热传，让视频主角的时代中国CFO黄永年陷入舆论风暴中心。5天后，时代中国公告处置结果，黄永年退任首席财务官职务，由时代中国集团副总裁牛霁旻兼任首席财务官。

紧接着2020年9月，时代中国又宣布黄嗣宁接替牛霁旻，担任首席财务官。彼时的牛霁旻，或许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他本来就只是一个过渡者。

黄嗣宁从时代邻里紧急退任CFO，转到时代中国任职。而时代邻里的空缺，则由从正商实业转投而来的郭柏成填补。由此可见，地产界CFO的变动，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流动的暗涌。

财务总监是最容易出现变动的群体，无疑是“高危”职位，时代中国的一系列变动、正商实业五年内四换CFO，都说明了这一点。

如履薄冰

业内曾有人调侃：“顺境IPO、逆境CEO、绝境则看CFO”。

在资金密集型的地产行业里，CFO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少房企老板开出了百万甚至千万年薪，砸重金招揽财务精英。

其中，一些房企的明星CFO薪水往往高达千万元，甚至高于执行总裁。例如，2021年龙湖首席财务官赵轶年薪达4308.7万元，正荣地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陈伟健在去年年薪也达1001.3万元。

光鲜的另一面，这个被寄予厚望的职位，也面临着常人想象不到的压力。尤其在调控持续的环境下，越来越多开发商债务规模高筑、现金流趋紧，CFO们要专注于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本结构、扩宽融资渠道。

吴建斌曾做出判断，地产行业目前面临四个典型变化，包括从高周转规模为王到稳健制胜、从投拓为重到经营为王、从产品复制到匠心产品；而最后一点，便是“从销售至上到财务至上”。

他坦言，财务管理往往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内部博弈。“若是良性的正向的博弈，那是健康做法，可事实上，往往非健康性的博弈很多，有时很烦，因而会打乱许多节奏。”

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有害怕担责的财务官，选择了逃避。此前，“燕郊李嘉诚”“殡葬之王”李福成旗下的福成股份，就发生了财务总监失联的“罗生门”事件。

4月27日晚，福成股份董秘邓重辉跑步回来发现，桌上放置了一份有财务总监“程静”签名的纸质声明。

在声明中，程静表示，“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财务总监的职责，无法保证报告中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因此拒绝在2021年度报告、2022年一季度报告上签字，并决定向相关监管机构上报。”

程静拒签公司定期财报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缺少活牛采购相关会计原始凭证，二是实控人严重干预公司经营致其无法正常履职。

后来证监局做出了处罚，程静因未履行在定期报告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的法定义务，三年内不能担任上市公司董监高；实控人李福成则因违规干预生产经营管理及财务、会计活动，五年内不能担任董监高。

监管趋严的背景下，财务人变得更为审慎。今年以来，大量的核数师与房企意见相左、中道离职，便造成上市房企延迟发布年报。核数师一直是行业的“守门人”，他们监督着各家企业的运营、交易细节，确实马虎不得。

同样的道理，企业内部的CFO，也都如履薄冰。房地产行业一系列的财务总监辞职申请，很多都写明是“个人原因”，但这几个字背后，或许也隐藏着部分“意见不合”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