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刘晓光:关注“任大炮”和“小潘潘”激情表演的地产老大

投资界   2012-10-11 10:15
核心提示:地产界都说,刘晓光是唯一能让“大炮”任志强收声的人,他被认为是圈内的“老大哥”。任志强、潘石屹在微博里插科打诨,“打情骂俏”,带动企业圈的大佬们相互勾兑,惹来普通网友的围观、并以被“任大炮”和“小潘潘”回复为傲。与此同时,中国地产界另一个重要人物却在微博上偷偷潜水,注视着两位“小弟”的激情表演。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光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光

  “微博里哪两个企业家最有意思?”如果被问到这个问题,相信3亿微博用户中相当大部分会回答两个名字:任志强、潘石屹。

  他们在微博里插科打诨,“打情骂俏”,带动企业圈的大佬们相互勾兑,惹来普通网友的围观、并以被“任大炮”和“小潘潘”回复为傲。与此同时,中国地产界另一个重要人物却在微博上偷偷潜水,注视着两位“小弟”的激情表演。

  地产界都说,刘晓光是唯一能让“大炮”任志强收声的人,他被认为是圈内的“老大哥”。

  8年前,他“威逼利诱”任志强、王石等近百位企业家,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旨在治理绿化北京沙尘暴主要风沙来源阿拉善沙漠的生态协会,是少有的由企业家群体自己成立的环保NGO组织。

  17年前,他接手发不出工资的首创集团,从170个儿孙企业的嗷嗷待哺,到如今的千亿资产、7家上市公司,刘晓光把一个烂摊子做成了香饽饽。

  这个在厚厚的眼镜后眯着两眼,说话永远慢声细气的男人,体内却蕴藏着惊人的能量。但能量的释放,却能把握住恰当的火候——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自己能做的事情。

  地产界的老大哥

  尽管要大四岁,但在刘晓光面前,任志强像一个顽皮的小弟。

  一个常被提起的段子是,2004年博鳌地产年会上,任志强正欲摆开架势开始“放炮”,刘晓光委婉提醒,“咱们不是说好不批评别人么!”任一下变得和缓,甚至有些委屈地嘟囔道,“我又没有点他们的名字。”

  刘晓光用“正派、仗义”二词形容任志强。但在微博诞生之前,由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任的公众形象却是“黑心开发商”的代言人。刘晓光让他收声,是在保护这位顽皮的小弟。

  他们之间的交情已经有几十年。最早的相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任志强在华远集团的前身——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担任建设部经理,而刘晓光则担任着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副处长。华远作为西城区一个全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各种项目需要经过刘晓光所在单位的审批。

  2011年,中国金融博物馆的一次读书会上,任志强“揭发”说,当时他找刘晓光审批,被要求“外面等着”,走廊上一等就是四个小时,中午吃饭时才被想起来。不过,这一来二去的审批,两人开始相互熟悉,进而成了哥儿们,一晃就快30年。

  后来,当被问起为何任志强会对自己这么“听话”时,刘晓光笑言,一是任志强当年被自己“审批”惯了,二是自己成为了任志强的股东:首创是华远地产的大股东之一。

  让任志强久等的刘晓光并不清闲。这种需要长时间等待的审批,是计划经济刚刚开始向市场转轨的时代产物:一边是蓬勃发展的市场,一边是没能下放到企业的权力。

  刘晓光案头总是堆着太多需要审批的单子、文件。有一回他忙到半夜两点才下班,发现门口等着一个人,问他叫什么,他说我叫潘石屹。还说,手里的项目再不批,朱(镕基)总理就要搞宏观调控,项目就做不成了。刘晓光问:你这项目投资需要10亿,你有10亿吗?潘石屹回答:你批了我就有了。最后,刘晓光签了字。因为天黑路看不清,兴奋过头的潘石屹差点还绊了一跤。

  在北京计委的工作中,刘晓光不断地见人,批项目,甚至和企业家们一样,跑到香港为去政府的基金融资。这一过程中,他与众多在市场中先行一步的企业家们成为朋友。

  1995年,刘晓光调出政府,来到了首创集团,与常打交道的任志强、潘石屹等成了同行。他很快地融入了京城企业家圈子,与陈东升等“92派”企业家成为了朋友,并通过首创的产业地产模式,将自己影响力辐射至华南,甚至王石也称他为“地产元帅,学习的榜样”。刘晓光逐渐在京城商圈和地产界树立了“老大哥”的形象。

  2003年某天,刘晓光跪倒在阿拉善沙漠当中,叹息人类对大自然的毁灭,突发奇想:自己要组织企业家来治理这片沙漠。他给一个个朋友打电话,“任志强你得来。”“王石你得来。”“不来以后别的事情免谈。”一年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会员还有陈东升、郭广昌、潘石屹等等。

  协会没有变成公益秀。每个会员每年只需交10万元,这对动辄千万元慈善捐款的企业家们实在是个小数目。但每次全体会议,这些亿万富豪们却能为了几万块钱的账目争吵不已,每次会长、理事长的竞选,都要严肃地相互“拆台”。

  与这些“92派”为代表的体制外企业家的交往,也曾促使刘晓光闪现过“再进一步”走出体制的想法,但最终,他留了下来。

  刘晓光清醒地知道潘石屹们的优势在哪儿,也清醒地知道国企在资源上的优势无可比拟。他曾致力于对首创集团进行所有制改革,但最终的结果,只能令他断言:柳传志和联想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是“小概率事件”。

  “个人赚多少钱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国企领导人)的舞台也很大。”他说。

  戴着锁链跳舞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这样写道:“刘晓光了解历史的进程,了解当下的幽暗,他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对现代企业的各种工具理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选择了一方面把握历史,一方面与当下妥协。”

  刘晓光是清醒的。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清醒地知道,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自己能做到什么,如何才能做得相对较好。

  谈起房产税,他对腾讯财经直言不讳地说,这个税种在逻辑上“不大合适”:老百姓交了土地出让金,但只有70年产权的“租借期”,土地还是国有的,征房产税相当于政府向政府自己的财产征税,却由老百姓来支付……但刘晓光同时又说,征收房产税是大势所趋,“不会改变了”,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违反逻辑的事情。

  又比如限购。与任志强的炮轰不同,刘晓光承认限购是一种行政干预手段,不应长久使用,但他同时认为,限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是不得已、必须要使用的。“对于当时抑制房价,抑制投机,是有好处的。”他认为限购最终是要被经济调节杠杆取代的,但同时却不愿预测限购政策的退出时点。——的确,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何以预测?

  刘晓光承认首创集团作为国企,从创业之初便占据了资源优势,他曾经的政府官员经历也给他的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他喜欢说的一句话却是“市场上见高低”,他认为,“国进民退”的争论对他而言压力不大,因为首创的三元化经营(基建40%、地产40%,类金融20%)基本都是通过竞标而赢得项目。

  他尽力地用市场手段来改造国企。曾经尝试引入美国的黑石等作为战略投资者,以此改变首创的单一国有体制,最终却因为证监会和国资委的一纸文件而化为泡影。而这是他从商以来的最大遗憾之一。

  刘晓光很推崇万通的股权结构,国企泰达占股30%多,民营公司占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自然人股东。他认为这种混合国有、民营、个人股东所有制的企业更有生命力,约束力更强。

  羡慕万通,认为联想的改革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似乎显示刘晓光对首创集团整体性的产权改革似乎已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太大了”。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股权多元化,肯定是一个大趋势。——也许,有一天这一趋势愈加明朗之时,他便会重启这一目前看似已经放弃的计划?

  对于国企收益的分配问题,刘晓光一方面认为需要让老百姓普遍享受到收益权,但同时又认为,目前中国仍处于“做大蛋糕”阶段,不应为分蛋糕争论太多。

  看起来有些捣糨糊,但这或许与他的经济学理念有关。他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那次读书会上分享说,影响自己最深的是实证经济学理论。

  网上搜索一下实证经济学,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对立,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的伦理观念的,不涉及价值判断,旨在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的实证问题。

  搁置价值判断上的争议,只为更好地做事,他更像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有媒体称他为“红顶商人”、“血管里的血特别红”,而苏小和则认为刘晓光是个戴着锁链的舞者。这把“御赐”的锁链给了他可利用的优势资源,也给了他束缚,他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遵循自己想要的舞步。“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历史的传承体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只是谈到未来,刘晓光并不那么乐观。他告诉腾讯财经,企业家圈子里最近的热门话题包括资金外流、中国下一步大的结构调整和改革预期等问题。他说,整体上大家都不太乐观。

  生活像打仗一样

  2004年,《中国企业家》做了一期“中国企业家生活调查”的专题,派出记者在全程跟踪企业家的一天,然后记录成文。有关刘晓光的报道标题为《每天的生活都像打仗》。

  8年过去,刘晓光说,目前的生活,还是每天都像打仗,“以前是100%的话,现在也得90%。”说着,他从西装的兜里掏出一张几经折叠的A4纸,向我们历数这一天的行程:见官员,见企业,见中国人,见外国人,谈投资,谈合作,还要听达沃斯论坛,匆匆扒拉两口午饭,就来接受腾讯财经的专访,完了之后还有各种会见。

  上文提及的读书分享会上,刘晓光说,其实自己的知识、学问或者经验,更多不是通过读书,而是通过阅人而获得。他说自己“阅人无数”。

  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为他作证:13年前,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刘晓光在北京展览馆附近的一个餐厅里见人,每天都谈到晚上12点以后。刘晓光接过话茬说,现在还是这样。

  工作压力最大时,他甚至想到过跳楼。1994年,刘晓光在香港为政府的一支基金融资,直到最后一天还未成功,眼看2400万元各种费用就要打水漂,他恨不得从维多利亚湾的酒店跳下。不过,因为舍不得死,他撑了过去,最终成功为政府融得5.4亿港元资金。

  “最痛苦的时候我看凶杀片,这是一个英国人教我的。看凶杀片转移视线,另外学会自己的控制力,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只有几点到几点想这个问题,除了这半小时之外就不去想。”

  有意思的是,当过兵的刘晓光,军营留给他最大的记忆却是读书,那几年里他啃下了《资本论》,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基础。反倒是离开了军营,倒过上打仗一般的日子了,一晃30年。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并且时时刻刻像在打仗一样抓紧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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