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商网记者北京报道)由万达集团主办的“2012万达商业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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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卢峰教授在现场做了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开始走低和减缓,但更要求开发商更注重品质以及用户体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卢峰
以下为现场演讲实录:
现在中国的宏观形势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简单的讲,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开始走低和减缓。这样一个现象引起了国内外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探讨。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到头了,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同时建议我们政府应该再一次采取大力度的刺激经济政策。我作为一个宏观经济的研究人员,想就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的基本看法是,确实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在减缓,但是由于我们增速减缓的背后原因是多重的,所以不应该再来一轮完全靠人为的刺激政策使我们经济走出这个减缓困境的策略,而是应该趁势调整,力推改革。如果能采取一个明智的、正确的政策的话,中国经济的追赶前景仍然是非常光明的。
下面从这几个方面报告大家一些数据,同时来汇报和分享一些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首先,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速确实在减缓。从2010年一季度11.9%,然后开始有一个趋势性下降。2011年二季度9.6%的增速一直持续下降到上个季度的7.6%。我个人在主持每个季度的宏观经济预测项目,用我们的办公地点朗润命名的叫“朗润预测”,“朗润预测”三季度预测7.8%,但是最新数据显示还会往下。所以经济的减缓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并且刚才讲到的“朗润预测”我顺便汇报一下,过去几个季度中,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持续的比实际的增速偏高,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现在的经济增速的走缓有一点超预期的特点。怎么办?经济增速减缓,在国内的政策领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我们应该进行进一步的刺激政策,使我们的经济摆脱这样一个增速减缓的状态。
总体来讲,外部的原因就是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因为各自的特质的根源,他的经济放缓,这就导致中国外需的增长相对乏力。
也可以简单的说美国,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整个制度、基本微观面的实力仍然存在,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新兴的国家在前面走,同时他处于一个产业技术的前沿,很难找到一个大范围的预期有利的投资机会。所以美国的经济暂时处于一个低速的经济阶段。欧美因为多重危机,财政危机、欧元危机、金融危机,导致了他的经济体会在一个时期处于低速甚至濒临衰退的常态中。日本的经济我们说它失去的十年、二十年,是因为日本达到了经济前沿以后,人口的结构、文化的封闭性,使得他很难再进一步增长,我叫它“日本式的高收入水平上的停滞或者叫日本式的常态”,因为这些原因,很难再继续给外需提供很大的机会,也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盘子越来越大,也很难靠外需再来推动高增长。
我想更多的讨论内部的原因,由于三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的结束可能更多的要从中国国内的方面来找它的根源,既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特别是刺激经济政策退出以后带来的困难,同时还有过去2003年以后高速的景气增长累计的失衡因素也会导致现在经济的结束。第一个原因和第三个原因简单说一下,稍微展开说一下第二个原因,只有对原因有了透彻的了解,才能对下一步的政策和方案有一个明智的判断。
第一,长期原因—人口年轻化因素区域消失。中国劳动人口的总量正在经过最高峰的峰值,人口慢慢老龄化,跟人口老龄化对应的指标在人口学中叫“抚养比”,每一个劳动年纪的人口需要抚养的小孩和老人的数字,这个数字也会下降到最低点,慢慢就会丧失。这就是通常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讲的人口红利的概念,这个因素导致经济长期会减速。
劳动力的转移在过去三十年间推动中国的增长。去年数据表明,中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5亿,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5亿农业劳动力到城市就业,这个在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现在这个数据到了35了,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例已经从改变初期的70%降到了现在的35%,今后还会进一步下降,还会转移,但是他转移的速度和力度会减缓。农民工的增量会趋缓。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随着农民工存量供给的减少,农民工工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
这是我们刚刚做的一个研究,第一次对中国农民工30年的数据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从数据里能看到,无论用什么指标看,在过去几年,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提高的比较快,这也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要出现一个明显的减缓。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过去能够凭借的后发优势现在正在减少。简单的说,30年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美元计算只有美国的1-2%,所以那个时候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空前的强烈。10年前达到3%,而去年一年达到了百分之十几,中国经济仍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利用这个后发优势进一步增长,但是这样一个推进的强度和它的速度会有所减缓。
第二,退出刺激政策的减速效应。这样一种长期的分析,它带来的经济减缓一定是比较慢的减缓,趋势性的减缓。第一幅图跟大家看到的比较快的减缓一定还有短期的原因,这个短期的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就是跟前几年的刺激政策的退出有关系。经济上的刺激政策有一点像医疗的激素作用,在一定的场合激素是要用的,但是一定会有副作用,并且激素用到一定阶段就要退出,退出会带来一些后续的影响。前几年的刺激经济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实有它客观的道理,也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刺激经济退出以后,难免需要对中国经济现阶段的运行产生一些减速作用。
用几个案例简单说明一下刺激经济的退出会导致经济的减缓。
案例1:汽车。2009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对汽车采取刺激政策,对汽车采取减税和补贴的措施,这个措施效果非常好,导致2009年和2010年的汽车消费量每年以40%和30%的速度在增长,使得汽车产量每年不到100万辆达到1800万辆这样一个空前的速度。但是刺激政策是要退出的,一退出以后,经济就减缓了,去年只有1.8%,今年不到5%,也就是我们讲的微增长时代,微增长时代显然跟前一阵刺激政策的退出有关系。
案例2:钢铁业。中国的钢铁业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非凡的崛起了增产,从1.3亿吨增长到去年的7亿吨。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客观调整的需要,回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稳态增长上,但是2008年因为刺激经济,钢铁变成振兴经济的重要部门,短期导致钢铁再往上爬几个台阶。但是去年、今年不得不面临钢铁业行业的调整,并且出现很多问题。这也说明刺激经济政策的退出会到来经济增速的减缓。
案例3:地方融资平台。在刺激经济的时候,当时的金融部门对地方政府的信贷融资采取了非常鼓励的甚至有一些宽松的政策,所谓搭桥贷款的概念,不要资本金也可以贷款。这样以来,地方平台的融资规模一年增加了7万亿,最后政策往回收的时候,对经济也会带来减速的效应。
案例4:房地产。2008年底2009年,中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对房地产也改变了从2005年到2007年这样一个紧缩调控的态势,转而刺激房地产,这样一个刺激确实使房地产当时的速度回升的比较快,但是也带来很多房价飙升的问题。于是从2009年底开始到2011年初,政府连续四次出台调控房地产的政策,这个调控的政策也会导致房地产增速的下降。幸亏中国政府同时还实行了保障房的鼓励建设政策,经济增速可能会掉得更厉害。这也说明刺激经济的退出会导致增速的减缓。
最后一点,周期性原因。2003年以后新一轮空前的经济增长中,中国经济上了好几个台阶,取得惊人的成就,但是问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从宏观经济学考虑,它的突出表现就是由于货币被动的超发,导致了房地产或者其他一些部门的资产价格的过度飙升,导致了经济出现失衡或者泡沫的因素。这样一个变化为什么跟现在的经济增速减缓有关?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理解在于,这样一个宏观形势最后对于企业家的投资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客观上带来了两重不利的影响,第一重不利的影响是,在一个房地产和资产价格每年飙升一倍甚至好几倍的环境下,还让一个企业家像万达这样规规矩矩的做企业、做实业这很可能是一个过高的要求,对企业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看到了太多的案例,原来好好地做生意,但是因为宏观经济的环境,出现一些泡沫化的因素,使得企业家最后在自己的定位上发生一些偏差,面临困境。
二在这样一种宏观失衡的背景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他不得不借助很多微观化的政策,按道理宏观调控就应该用总量工具,但是在中国因为利率、汇率都不均衡,很难用总量的工具调控,最后高成选择性的,微观化的,产业化的,数量型的,这样一类调控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民营企业长期的投资预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这两点微观层面的影响对于我们现在经济增速的走缓也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的银根并不紧,为什么我们的投资相对来讲不像前几年那么旺盛?一个是因为前面讲到的原因,另外一个可能也跟我们的企业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因为前面讲的两种因素,导致了他的创新活力、投资意愿或者长期预期的负面影响有关系。
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经济减速跟外部经济的新的常态有关,更加跟内部经济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变化因素有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个人(很多经济学家也是这个观点)认为,新一轮刺激经济政策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应对方案,正确的方案组合应当是,继续采取温和的、中性从宽的宏观政策,同时要把着力点放到趁势调整和力推改革这个方向上来,使得经济增长的总体目标转向自主性的可持续的增长。我们要保增长要保什么样的增长,稳增长要稳什么样的增长,可能要对这个目标做一个新的思考,理清和判定。什么叫温和、从宽的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尽量保证充裕的资金,现在短期融资的资金,在公开市场炒作的资金利率只有3点几,这个利率显然并不高。我们还要保持货币的相对充裕,同时中国在财政政策上,确实还有很多可知利用的工具和手段,我们还是有很多“弹药”可以选择的。另外,中央或者政府仍然可以保持比较快的投资增速,用于基础设施甚至保障房的建设。另外像发改委这样的产业部门,对一些投资的准入采取比较放松的态度。
总体来讲,宏观政策是应该并且可能比较宽松的,但是不应该再来一轮大力度的刺激,而应该把更多的重点、把进一步的发展重点、政策重点转移到调整和改革上。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选择,中国的改革行百里着绊九十,我们要选择一些能够短期增长也能够提振的改革效果:一深化农地的改革,是我们小产权这样一个对象通过有序的改革程序,有序的合法化。这样既能够使我们的体制更加完备,也能使得短期宏观经济得到提振;二减税,扩大民营经济准入,这方面过去说得多做得少,试点多突破少,要动真个的;三改革利率和汇率,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很好的市场化安排,宏观经济的扭曲会对企业的微观造成增长。
调整增长目标,保什么样的增长?自主性与内生性增长、准入公平的增长、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规划未来的经济趋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未来的经济仍然是非常好的,“金砖四国”报告03年发表的时候,预测中国经济在2041年赶上美国,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速度远远超过这个报告所设定的速度。根据最新的情况来看,实际的追赶速度在过去的7年中(03-2010年)美元衡量GDP的速度每年15.4%。为什么?三个原因,第一实际的本币增长速度我们比美国高七八个点;第二整个GDP的物价水平要比美国高两三个点;第三人民币汇率比美国高3个点。去年是18.3%,按照过去8年的速度,砍掉1/3,2020年前会赶上美国。
今天讲的是这么几个观点,第一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速减缓是有国内外特别是国内一系列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原因导致的,不应该很快地采取刺激政策,而应该趁势调整,力推改革。第二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比原来想的要快,以美元衡量的经济总规模中国很可能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结尾的时候赶上美国,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应该相当于美国现在的规模15万亿左右,消费按照GDP40%计算,大概会在6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不变价的37万亿到38万亿人民币这样一个规模区间,到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会超过1万美元这样一个规模。由于中国人均收入在不同的部分有差距,所以人近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居民可能会超过1亿人口。这样一个收入增长的背景下,必然要求中国的消费品质发生历史性的提升。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总量规模扩大以及消费总量的扩大和品质的提升,它将会给像万达这样的企业,以及今天在场的很多立志于做好本业的未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空前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时代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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