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当然是个经典标本。
2015年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人大代表仇和投下神圣的一票,表决完《立法法》,10点坐云南团的大轿车回到代表团驻地职工之家。2小时后,仇和被带走。12点53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客户端弹出一则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仇和是全国人代表,不知是否履行了某些手续?
想必在最后一刻,仇和没有料到,此时,此地,此人,他会出事。没有人能料到。标本仇和,提供了一种高官落马的类型纪录。
差不多4年前,2011年12月3日,仇和从昆明市委书记升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上任前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
当时我在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吓得女干部不敢穿高跟鞋了》,其中分析道:仇和是升是降?从仇和2001年8月开始担任宿迁市委书记,到如今出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10年中,仇和只有20个月担任副职,即江苏省副省长,其余都是正职。也就是说,仇和不适宜担任副职。如果今后仇和担任了云南省委书记,或者到其他省当书记,仇和就算是升了;而如果在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任上干下去,仇和就算降了,虽然比较此前的云南省委常委兼昆明市委书记来说,副书记的职位要大一点。因为,即使是当副书记,也不可能吓得女干部连高跟鞋也不敢穿了——省委副书记走得再快,在人家的地盘上,也得照顾地主的面子。
因为是正职,仇和做了许多副手不能做的。许多人发现,“仇书记其实是个不守信用的领导”。如云南省国资委下辖的云南饭店希望拆旧建新,昆明市先同意拆,但拆掉以后就不再同意建了,原址变成了一块空地;滇池边的环湖东路,原先说好由云南城投(600239,股吧)公司垫资37亿元建设,回报是公司可以开发沿途约3800亩的土地,但路修好后昆明市只同意分期赔偿公司的支出,土地开发另外再谈。
作为副书记,上面有书记、省长挂帅,下面有市委书记把持,一个副职难以朝令夕改,指鹿为马。
对民众,仇和也显得急躁。据说强拆昆明房屋的防盗笼成为昆明百姓对仇和评价变化的分水岭。“开始要全部拆,后变成沿道路拆,再后又变成沿街拆。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这项工作到今天也没有完成。”
在这项工作中,最后是要财政买单。做此决定时,是否经过论证?追加财政支出时,经过人大批准吗?这也就是市委书记,若虽贵为省委副书记,动这么大的钱,绝无可能。
还有一些事,不论是一把手还是副职,当都唯恐避之不及。云南是植物王国,树苗资源丰富,但昆明市要栽种树木,树苗却基本上从江苏购进;搬迁昆明著名的螺蛳湾批发市场,仇和引进原先在宿迁开发义乌商品市场的老板刘卫高,刘的中豪公司强力拆除昆明市内大量原有的批发市场,逼迫商户入驻新螺蛳湾市场,引发群体事件;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昆明的建设工程80%以上都被外地企业包揽,昆明与江浙一带经济互动很热,但对本地企业的发展贡献不多……
在文中我小心相劝:即便没有女人、金钱、房子等腐败的事掺和其中,光是因为你仇和在江苏当过官,江苏的企业在昆明活跃——只这一点,就够你辩白忙活的了,官员避嫌应该是本能。
不幸,编辑一点也不小心,二话没说就把我的这篇稿子毙了。不管我对仇和是褒是贬,分析本身就是犯上,人家是副省部级干部,不受分析评论。
如今仇和进去了,各种评论如潮,但我却不敢说他是对是错,是正是反,是黑是白,虽然中纪委抓人还没有错抓的纪录。看仇和这些年的种种动作,都可以有不同的黑白解读。
其一。仇和上任沭阳县委书记当晚,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第二天便命令全县5000多机关干部充当清洁工,两周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一次一位中年妇女在街上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躲进了女厕所,仇和说,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正方说,仇和嫉恶如仇、身体力行;反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耕了别人田,必荒了自己的地,“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在管理学上,这叫向下越权,用好人好事的伎俩,掩盖为政无能。
其二。在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仇和说:“治安问题是警匪一家”,这句话遭到县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姜之后被免职,新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沭阳一夜之间调动了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正方说,仇和铁腕治警;反方说,铁腕不错,但王立军在重庆也曾一夜间让3000警官就地免职,铁腕是一回事,效果和目标是另一回事。
其三。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到游泳馆游泳,完后不给钱,还揍了老板一顿。仇和将股长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派股长站岗,半年后才复职。正方说,治吏就得严厉;反方说,儿子犯错,不能老子连坐,治吏也得有规矩,否则无法服官。
其四。仇和升任宿迁市市委书记后,推出疾风暴雨的招商引资政策——三分之一干部离岗招商,三分之一干部轮岗创业。官员招来的商就是官员的项目,官商自然就滚到一块儿堆了。正方说,这是领导笃力抓经济;反方说,这是制造官商,培养权贵资本主义,此风甚广,在一些地方有市委书记堂而皇之兼任企业董事长。
其五。2006年1月9日,仇和在视察中表示:“对个别蓄意阻挠宿城批发市场拆迁工作、干扰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项目建设的行为,有关部门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正方说,这是为发展经济保驾护航;反方说,权贵了,权为贵服务,动用专政机器打击市场竞争。
其六。在宿迁几年,仇和最大的动作是经济改革。改革方向是国退民进,一开始是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后来是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出售学校幼儿园,一卖到底。仇和有一句狠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有9家完成改制。期间,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宿迁的公立医院私有化,引发全国医改方向大争论。对宿迁医改,北大李玲课题组和清华的一个课题组分别做了调查,但结论完全相反,北大课题组认为宿迁医改很失败,老百姓没得到好处,清华课题组则认为很成功,医疗供给增加、服务改善。据说,宿迁市人民医院改制后,私人资金注入,更新硬件设备,宿迁的医疗水平整体提升。不过,现在宿迁正在重建新的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之前仇和的改革正在被逐步修正。正方说,检验官员是否干实事,是看他是否敢动既得利益集团,这是真改革的试金石;反方说,到底什么是真改革?如果当年仇和的改革是改革,现在被抛弃被回炉,说明了什么?如果改革的方向反了,越动真格社会损失越大,本来应该政府承担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为什么要推向市场?这些改革的回炉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特别要警惕那些假改革之名谋取私利的行径。
其七。仇和主政昆明,将在宿迁的大拆大建带了过来。昆明人民西路94号大院龙斯猷老人指责,云南省广电局生活小区使用不到30年,就被当做城中村项目限期拆迁。2008年8月,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被指拆迁搭车。昆明还下令强拆居民公寓楼阳台的防盗笼,说是为了市容,但这一指令却节节败退,从要求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公务员、教师、律师等强拆,直到现在只要求主干道两侧40米的建筑。正方说,美化市容也是为居民服务,必须服从政府;反方说,政府自己规划不周,或临时起意,大拆大建,让社会付出代价,公民有财产权,公权不得侵犯,西方许多房子100年还在用,只有在中国,官员的权力大于天,北京著名的华侨饭店和台湾饭店就是建成20年时被炸掉重建的。
其八。经过20年发展,昆明螺蛳湾市场成为云南省最大的综合交易市场和全国十大商品批发市场之一,有6000家商户,13000人就业,每日15万人光顾,商品远销云南各地甚至东南亚。仇和上任不久,昆明市政府决定建立新螺蛳湾市场,关闭昆明市内的市场,包括螺蛳湾市场。2009年11月21日,数百商户堵路抗议,围观者上千,砸毁施工隔离栏,损坏警车。正方说,对那些自私的商户就得上手段;反方说,改造市场耗费如此大的政府声誉和行政经济成本是否值得?商户有无自我保护的权利?经济发展和市场商誉主要靠市场自然促进形成,如今政府独断计划甚至强行拆迁,如果政府错了呢?
其九。仇和问:“二环路1年能不能修好?”在场的官员吓了一跳,他们原先汇报的是3年修完。2008年10月,昆明二环全面开工,遍地挖坑,尘土满天,昆明陷入绝望的拥堵中。二环路修通后,畅通的日子只过了半年,2010年决定修地铁,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昆明一片哗然。正方说,二环施工说明长痛不如短痛,干脆一口气把地铁修完;反方说,这是典型的贪多图快,只为自己的政绩谋,不顾社会承受能力。
其十。仅2008年7月,昆明市政府就一气审批了近百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计涉及资金310亿元左右,而昆明市2007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不过300亿元。有一种说法:昆明市已经透支未来10年的财政资金,至2011年末已负债2000多亿。正方说,要大手笔、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反方说,不能超越经济承受能力压迫式发展,只从官场伦理上看,凭什么你任期里把资金透支了,把包袱留给后任来还?这已成中国官场的痼疾。
其十一。仇和经营城市的办法与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就是盘活土地,以旧城改造、搬迁等方式在城郊另立新城,腾出市中心用地建设商务区,随着市区和城郊土地升值,财政收入节节高涨,“只要把囤积的土地卖掉,一切都马上解决”。正方说,这是发展的新思路;反方说,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一参入经营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就无公平可言,另外,一市一地的透支尚可短期支应,但积累到中央,从整个国家来说则可能随时崩盘,所以从2010年开始,国家宏观调控打压房价和土地销售,限制地方政府发债,仇和的算盘打错了。
其十二。一网友在“仇和升迁感言”中写道:“一直很关心仇和现象,对他的认识也是一波三折。最早看到的是其霸道的执政风格,当时认为,如果有太多这样的官员,中国就无从谈民主法制了。但后来发现,他带来的变化和发展是惊人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关键是老百姓对他拥戴的呼声也很高……”据说,问一千个昆明人,一千个人都会认同仇和的铁腕治吏。仇和公布了自己和市长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并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中必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正方说,铁腕治吏得到了百姓的拥护,这是执政的基础;反方说,至今也还有许多重庆人拥护薄熙来,民意有时很含糊,什么是真正的民意?民众能随时了解真情吗?另外,这不是战争时代,公务员也是公民,他们也有自己的休息权,即使真的铁腕治官,治得广大官员清正了,并不能保证自己就清正,仇和是否涉贪还没有结论。
其十三。2011年12月4日一早,仇和那篇充满了对昆明依依之情的告别演说,登上了昆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大部分媒体都把赞美送给了仇和,虽然也有个别媒体反思认为“昆明今后应注重休养生息”等。2008年9月27日,仇和当选“中国改革贡献人物”;11月6日,仇和荣获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改革之星”称号;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中,仇和再次荣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人物”两项大奖。“杰出人物”获奖辞称:“仇和是荣获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中唯一在任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也是唯一的省会城市书记。”仇和是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说:“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促进我们解决问题。”正方说,媒体的眼睛是雪亮的,仇和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反方说,就像民意的含糊一样,媒体的说法也是要经过历史的考验,中共官员敢于和善于利用媒体的不多,仇和算一个,薄熙来也算一个,从大连到辽宁到北京到重庆,赞扬薄熙来的报道震天响,却如今……媒体报道不能定论,荣誉奖状随风飘荡,玻璃心碎了。
其十四。仇和说:“媒体镜像中的我,是一个做事喜欢走极端,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人,我被贴上了独断专横的标签。即使是那些对我多有褒奖的报道,也不忘善意地提醒我注意民主,注意划清权力的边界。”正方说,仇和是改革派,敢作敢为;反方说,仇和飞扬跋扈,有权任性,他不可能不知晓市场的一般规律,但不明白权力的边界,不愿约束自己,仇和在民主与效率的对立困局中,偏向效率,仇和的政绩,很难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靠独断专行产生的效率就是押宝,就是赌。
其十五。在2015年3月13日人大云南小组讨论会上,仇和称:“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为什么?世界上有97%的国家是土地私有化,我们国家土地没有私有化,仅仅是私有使用权,目前百分之百是政府所有。”正方说,土地公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官员廉政的保障;反方说,正是因为国家资源所有者的缺位,反被一些官员以公共的名义自肥,君不见贪腐遍地?而仇和本人到底有多廉洁,还得等着瞧。
仇和是黑是白?还是黑白难辨?还是有时黑有时白?过去说不清,现在也说不清。这不怪仇和,因为整个大地都黑白难辨,到处是雾霾,大家都看不清。仇和是个标本,是雾霾的经典标本,但仇和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