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的牌坊倒了！ 冯仑驳王的“不欢迎民企”之说

从“不行贿”到抨击宝能“信用不足”，

王石的牌坊倒了；

从抨击宝能到赤裸裸地“不欢迎民企”，

王石连底裤都不要了。

1月30日，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天山峰会2016”论坛上的演讲中对万科股权之争发布了自己的看法。王石表示，“这么多年来，万科一直是国有股占第一大股东，过去设计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将来也会是这样的。所以民营企业，不管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

同时，王石称，“我有很大很大的做企业野心，在股份制改造的时候，公司净利润是1200万，但是我的野心就一定能做中国未来举足轻重的企业，既然举足轻重，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纯的民营，举足轻重就会有危险。”

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就这么躺枪了，原来在王石的眼中，他们一直很“危险”，且不配做一家“举足轻重”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事实上，王石看宝能的心态有点像此前薄熙来看徐明的心态。

大家都记得，薄熙来接受公开审判的时候，徐明出来做污点证人证明其行贿事实。薄熙来虽重罪之身却还不屑地说：“他（徐明）是什么身份？跟我不是一个层次，比他牛、档次高的人我认识的多了，轮不到他。”这种鄙夷、蔑视、不屑的神情和表达，恰好说到了民营企业在权力前面临的处境。

王石话中的言外之意，自己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董事长，且颇具“背景”，显然很有层次和档次。

据凤凰财经综合报道：王石的父亲王辉是王震三五九旅的下属，王震后来率工程兵团到深圳开发特区，其父亦南下全家到了广州，后任柳州铁路局局长。王石的岳父叫王宁，曾经是王辉的战友。建国后历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广东省政法委主任、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省顾委主任。

王石在讲述自己赚第一桶金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他在深圳贩卖玉米的事儿，但其中有个细节很耐人寻味。王石发现中国北方的玉米要运到南方，都要从香港转运，这价格就上去了，如果直接可以从北方运到深圳，可以赚取不少差价。于是王石跑去广东海运局让他们开辟北方航线。但王手里没钱，他就让对方先发货，自己半年之后再结清。如果他只是个一穷二白的小屁孩，谁会理他呢?但他是省委书记的女婿啊，这一切都不同了。1983年4月到12月短短8个月，王石赚了300多万元。“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干干净净。”王石提起此事颇为自豪。

忆当年，王石还是带领万科“不行贿”、“有情怀”的地产大佬；叹如今，王石不止学会了泡女明星，还学会了站在“zhao家人”的高度“鄙视”、“不欢迎”民企。（来源：A股那些事 微信ID: agujun168）

站在王石的角度，民企可能是可恶的。

但在他的好友冯仑看来，民企是可爱的。

舒服的地方都有民营企业，不舒服的都是国企。——冯仑

大家都在淘宝、天猫卖东西，通过微信交往，这是谁提供的服务？民营企业。电影的90%是民营的，捏脚的99%是民营的，所以舒服的地方都有民营，不舒服都是国企。比如油价很高，电话费很高。舒服的地方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感谢民营企业提供的服务。

民营企业现在没有扶持的问题，也不存在打击问题。既不爱，也别恨，正常相处就可以了，因为已经是常态了。现在民营企业每年差不多贡献GDP的60%以上，就业的80%以上，税收的50%以上，公益捐款的65%以上。强调扶持民营企业是多余的事，没有必要了。

站在冯仑的角度，民企也是可怜的。

民营企业有很多“两院院士”，一进法院、二进医院。——冯仑

我们对这些民营企业除了缅怀，还要反思一下他们的死因。因此我们总结出他们的死因，大体上属于三种：

死法一：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导致的死亡率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时代，市场经济正在由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法制秩序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磕磕碰碰在所难免，能够做到善终的、毫发无损的人太少了。

比如说任志强，曾经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关了一年，因为当时只要你卖的东西不是自己生产的，从甲地卖到乙地还加价的，就都是投机倒把。今天大家无法理解，因为这些现象太多了，可当时这会被定罪，这就叫“制度性摩擦”。后来法律变了，他就出来了。

当时民营企业的制度上有很多“口袋罪”，像抽逃资本、非法经营、集资等等，所以三十年来民营企业的死亡最多的就是这种制度冲突造成的。

死法二：集资

民营企业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资源尤其是资本的资源非常短缺。因为国有经济占了大部分的信贷资源，所以民间资本没有来路，于是就出现了集资。

真正在集资上死掉的大部分是草根民营企业家。他们不懂发行股票，只能靠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集资。这种集资方法非常粗糙和简单，也忽视了基本的法律约定。如果你没有配置资源的特权，又没有市场配置资源的经验、知识和能力，就只好走民间的集资路线，那么当法律过于严苛的时候，就容易出状况，被冤死或者误伤，于是走向彼岸。

死法三：商业竞争

前两种死亡是有中国特色的死亡，而这种死亡是正常的死亡。小微企业的这种死亡率特别高，存活五年以上的企业不到7%，十年以上的企业不到2%，存活率可以说非常低。

我们希望后面的企业家能避免前两种死法，但对于第三种死亡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每个制度下它都可能死。我们研究先烈们的死亡规律，发现越大的企业越死于政商关系，中等企业多死于集资，而微小企业则往往死于商业竞争。当我们从他们的安息地前走过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够避免死亡。

这个车队如果继续往前走，我们会发现车上幸存的大体上是三类民营企业家：第一类是纯草根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很能干，是非常有力量的赚钱机器；第二类是红顶商人，又做民营企业，又在政协人大有头衔；第三类是彻底市场化的民营企业家，比如现在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他们就做产品和服务。

站在市场和大众的角度，

民企更是可期待的！

王石“不欢迎民企”论的发表，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实践第一人袁庚逝世，这一更具典型意义的背景，也会令这种偏颇更显刺眼。

《新京报》财经专栏作者刘晓忠评论称，纯民营企业华为和腾讯的崛起，中兴通讯在竞争中的势头渐弱等，以清晰事实告白市场：民营企业也能做中国未来举足轻重的企业，且这种举足轻重带给人们的是中国市场的欣欣向荣，而非危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深圳本土迸发出令人惊喜的创新热情，大量优质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茂盛生长，更丰富发展了蛇口基因。

刘晓忠说，还应看到，当前中央推动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企混改，实际上也是希望国内企业淡化所有制的分歧，让国有资本发挥自身的沉稳优势，并嫁接私企清晰产权下的灵活的激励相容机制，建立契合市场逻辑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现行国企改革通过混改引入蛇口基因，而当年作为先行者的万科管理层，更应明晰蛇口基因内核就是种基于信任的契约。基于此，王石等或许该与时俱进，不宜泛指地否定民营企业的贡献。

万科是个好企业，王石也曾是个好企业家，但正如五代宰相冯道所说， “贵不自贵，贱不自贱，贵贱易焉”，尊贵的人不去做尊贵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卑贱的人不去做卑贱的事情，那么尊贵和卑贱的身份就可能发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