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1949-1978：从百废待兴到百废俱兴

　　编者按：2019年，正值建国70周年历史节点，赢商网全国19城大联动，特别推出《70年城市商业变迁史》大型专题策划，回溯过往70年城市与商业发展脉络，以史为鉴，探路商业与城市结合的更多可能性。

　　天津商业的变迁自有其独特性，与天津近代历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与毗邻首都的政治地位更紧密相连。

　　近代天津在列强侵华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由下野政客、失势军阀、落魄贵族等组成的“寓公”群体涌入天津，方便他们隐晦却又不失警惕地窥探北京的风吹草动，以待东山再起。在津寓公多挟巨额财富，其中便有不少投资房地产和工商业。20世纪30年代前后，天津商业发展到较为巅峰的时期，“北天津，南上海”便是民间对于南北两座“十里洋场”的评价。当时天津在经济地位上仅次于上海，甚至已经超过了京城。

　　解放后，随着新中国管理体制的到来，天津迎来了公私合营、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直到现代商业的转变。现在，这座城市早已有了全新的模样、性格和命运，商业则成了城市文明的书写者与传承者。虽然“历史”常常关乎宏大叙事，但当城市与商业被无限拓展的时候，也留下了所有关于生长的故事。

　　百废待兴中的十里洋场

　　尽管为了避免过分破坏天津的城市建设和工商业设施，解放天津的过程中解放军尽可能减少炮击带来的破坏，但新中国政府仍然接了个“烂摊子”。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是商业萎缩、投机猖獗、物价疯涨的市场环境。为了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打击投机活动，稳定市场，繁荣经济，保障市场供应，天津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初期就成立了工商局，负责天津的一切商业活动；1949年9月还成立了财经委员会统管全市各类经济活动，由市工商局对其负责；至1955年8月，商业局分为一商、二商、三商三个局机关，分别负责日用品的外埠批发、本地批发和零售、农副产品和食品的批发与零售业务，对天津商业的影响尤其深远。

　　这一时期，从产业结构来看，天津依旧是一个工业城市，其中棉纺织业占有极高的比重。自“七七事变”后，天津的纺织业几乎全部被日本垄断，建国后，改组为国营天津第一至第六棉纺织厂，当时的天津各公司的设备在全国纺织工业中是最先进的。这个时期纺织工业是天津工业的主体部分，在全国纺织行业中居第二位。有一组数据可以作证：1947年，天津纺织工业大小工厂共计1158家，占全市工厂总数的25%。职工人数为31975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30%，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4.74%。

　　抗战胜利后由于政局动荡，战火连绵，交通受阻，通货膨胀，工业品价格猛跌，原料奇缺，生产极其困难。纺织工业由于原棉缺乏，生产异常困难。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主要大厂，并迅速组织恢复生产。1949-1952年，市政府将棉纺厂、纺织机械厂、毛织厂等14个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成为天津纺织工业的骨干。至1952年末，从业人员达8万余人，工业总产值达73632万元，实现利润9210万元，是1949年的9.6倍。

　　棉纺织行业为重新崛起中的天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广大工人阶级有了固定生活来源。但由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也为日后60后的大批工人下岗再就业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建立初期，天津商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50年，国营商业占12.4%，合作社商业占8.7%，私营商业占78.9%，至1957年，国营商业占比44.2%，合作社商业占4%，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占49.9%，私营商业下降到1.9%。在这一阶段，天津和全国一样，实行以国营商业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模式。

　　古今将相今何在

　　战乱给社会民生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时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天津的劝业场（需求面积:15000-30000平方米）由于老百姓失去购买力，生意一落千丈，许多店铺无力支撑，纷纷撤离，劝业场一度处于半停业状态，正式走向了衰落。解放后，公私合营为劝业场带来了生机。政府出资改造劝业场，这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大型商场获得了新生。

　　劝业场是天津商业的标志性代表，坐落在寸土寸金的和平路与滨江道交界处，始建于1928年，是中国百货店中唯一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由法国工程师慕乐设计的法式折中主义建筑，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主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早在90年前，天津劝业场就拥有天外天屋顶夜花园，“超前卫意识”令人感叹，当时的劝业场无论各方面都在国内属于领先。除了建筑，天津劝业场的牌匾也是重要历史文物。“天津劝业场”这块牌匾字迹稳健，苍劲有力，由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写。

　　劝业场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天津近代商业格局的形成，而且还带动了周边地区各行各业的发展，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这在商业史上是不多见的。随着天津劝业场红遍天津，周边设施也开始以“劝业场”命名，劝业场学校，劝业场卫生院，劝业场街道，劝业场税务所，劝业场工商所等等。劝业场地区逐渐成为天津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劝业场最初开业背后的股东均颇有背景，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二大股东载振（即庆王爷，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辈）。劝业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养活着庆王府上下百余口人，并维系了庆亲王本人的奢侈“爱好”。“劝业场”之兵就是由载振取悬挂在商场中的“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首字得名。

金婉茹(左)和爱新觉罗·兆基站在劝业场大楼前合影

　　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下，以载振后人金婉茹为代表的股东们将所持股份捐赠给人民政府，劝业场划归国有，从此与庆王府以及高家再无股权上的关系。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劝业场迎来了第二次辉煌，率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劝业场与天祥商场合并，扩大了营业面积，调整了商业布局，在保持传统经营特色的同时，把劝业场变成了一座统一管理的大型综合商场。

　　“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从这句老话里不难看出，劝业场这家天津老字号商场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至今依旧是中外游客游览天津必到的景点之一。如今的滨江道商圈增添了旅游属性，劝业场功不可没。

　　金婉茹晚年，有人问及“回顾过去以及劝业场历史，有何感慨”？金婉茹沉吟半响，提笔在纸上写下：改革辉煌，以史为鉴。

　　后记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也已经变的不再稀奇，新“三大件”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悄然呈现在人们的购物清单里，天津的商业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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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及资料

　　【1】《新中国天津商贸业60年（1949-2010）》 编著：张堃 等

　　【2】一个皇裔的津门往事 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