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寿宫文化笔记

　　南昌分迹：江西商业版图的精神地标

　　据多地地方志记录，有明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江西人遍布全省，如南昌府“编户之民，五方杂处，多以逐末为业”；建昌府“土瘠而民贫，鲜有可耕之地，其地之所产亦不足以供一邑之食，于是逐末者众……有千金、数百金之产，辄张一肆以逐什一之利”；抚州府“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吉安府由于地少人多，民众多“事末作”；饶州府民众“工巧足用，懋迁以给”……这些记载都表明了当时江西人普遍经商的风潮。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引文言及的“逐末”、“事末作”，就是指经商，四业之士农工商，商为末作。

　　还是有大量史料证明，江西商人却将这“末作”干出了“士”的境界。如抚州商人陈登瀛“商于楚北之汉口，以笃实称”；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同时，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货排解”；万安商人严致祥告诫后人“吾勤俭起家，非徒以衣食足遗汝辈也。宦达功名皆身外之物，惟忠义慷慨之事能逮之，宜勉为之”……正是因为有如许义利观的存在，所以我在上一篇笔记中，才会用大量篇幅说中国的思想大突破，说程朱理学，说王阳明，没有这些理论的敷陈，何来“义利”的横空？

　　江西商人将这种精神物化乃至坐标化，就是在各地兴建大量的万寿宫。

　　一

　　有史料记载，江右商帮的活动既是明清经济史的重要内容，也对明清时期的江西社会经济和全国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遍布四方的江右商人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万寿宫。

　　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也叫“江西庙”、“江西同乡馆”、“豫章会馆”，“自明初以来，在各省省会以及京都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属武汉镇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万寿宫比比皆是；万寿宫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到清光绪年间增加了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江右商帮简史》，佚名著）

　　江右商人远涉千里，客居异地，因商业竞争、文化隔膜和土客冲突，他们不得不相互联络，抱成一团，以众帮众。据说万寿宫具有为江右商人提供融资、商业信息交流、议事调解裁决纷争、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场所等功能。江右商人在万寿宫里敬奉许真君，一方面是寻求精神寄托，以其净明道教义规范江右商帮行为，树立义贾形象，使其不至于见利忘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江右商帮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商业集团。

　　出门在外的人需要辨识度、需要文化的被认同和对周边不确定性的掌控，类似许真君这样的神成为一种文化的向心就成自然。这股文化向心力有没有可能成为资本的流向？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全球公认的未来学和城市问题研究权威，美国查普曼大学都市未来学研究员乔尔·科特金在他的一项研究中通过对五个“全球部落”（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全球经济中强大的侨民是成功的决定因素。科特金不应忘记全球部落持续不减的寻根热情，这股与全球化伴生的文化基因破解浪潮；已经在很多地方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回归与扩张，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雕刻出世界最血脉偾张的经济版图，典型如以色列。

　　当然，科特金的理论同样可以用于解释商业行为中精神坐标的确立。

　　2017年，我在《金华晚报》上刊发《金华山读书笔记》系列，其中一篇就谈到东晋时期的金华人黄初平是如何成为风靡全球的黄大仙。“我在翻阅黄大仙的传播路径中发现，其信众分布由广东及香港、由香港及东南亚、由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侨民比例巨大，这些身世飘零的异乡人可能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和文化的被认同，他们需要辨识度，需要对周边的不确定性实现掌控……造神是满足上述需求的本能，所谓黄大仙的“灵验”和“有求必应”，应该就是造神的结果。”（《黄大仙要素》，黄茂军著）

　　有意思的是，关于金华的人物最著名的莫过于一鬼一仙：鬼是兰若寺里的聂小倩，仙是赤松宫里的黄大仙。有意思的是，两位栖身于中国古籍里的非人类，其知名度都拜一地所赐，那就是香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倩女幽魂》，几人能识聂小倩；同样，如果没有香港黄大仙祠的香火，天下华人又如何领略“金华分迹”的灵验——几乎所有的黄大仙祠，都高悬一块“金华分迹”的匾额。

　　黄大仙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万寿宫和许真君的角度，这遍布全国甚至全球的万寿宫，不就是我们的一个“南昌分迹”吗？

　　二

　　在外面行走，最恨听人说“江西怎么怎么不行”——江西是老区，这是事实；江西经济欠发达，我承认，这也是事实；江西人比较穷，好吧！你硬要这么说；江西人傻，市场经济面前表现弱爆了，卖山卖不过安徽，卖水卖不过浙江，卖茶卖不过福建，卖酒卖不过湖南……我就必须多说两句了。

　　江西人不会讲故事？

　　话说江西的抚州有个南城县，南城有个地方叫洪门，据说当年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天地会就发源于此，横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洪帮兄弟，皆视此地为洪帮的老根据地，所以某一天有一南城女子，注册有“洪门蛋”商标，将一枚小小的鸡蛋投掷进了江湖深处，赚了个盆满钵盈；2016年，又一个抚州人，“楠书房”的老板马达东，把江西一万棵古樟树和50栋古建筑迁移到800公里外的上海近郊马桥，组合成“养云安缦”酒店，当地媒体评论说：此次养云安缦在上海新酒店度假风的PK中还未发现敌手，轻松夺冠。

　　江西什么时候缺过类似的商业传奇？我就不说历史了，咱们就说说最近20年的赣地风流。自1996年出任中华工商时报驻江西记者站站长始，我接触到的关于江西制造的故事就不胜枚举：

　　江中制药的传奇，开始于一棵叫“草珊瑚”的小草；那个时候，人民大会堂特许景德镇的“得雨活茶”加盖它的认证，此为首例；我曾经下到赣南某矿井，看一条黑色的钨砂如何具象江西矿业大省的地位；而赣南地面上，信丰脐橙已经开始挂果，那个时候的江西果业已经开始讨论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奉新一家叫“东明三叶”的竹地板，曾经卖到了北欧的挪威与中东的迪拜；而乐平的一些农村妇女，也在一位英国商人的指导下，把各种布头缝合成斑斓的床单与床罩……

　　江西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接受全球化的洗礼，经历城市化进程，江西制造的故事其实一直存在，从不匮乏，我们缺的是一双发现的眼睛。

　　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我在国内多家新闻媒体供职，一个如鲠在喉的现象就是江西人的文化不自信，这种文化不自信的背后，表面上是因为江西经济的欠发达所致，根本原因还在于不了解，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家底可以拿出来晒。

　　三

　　万寿宫能否成为南昌乃至整个江西提升经济格局的一把秘钥？

　　据《江南都市报》报道，2020年11月5日，《江右商帮与赣商精神》专家报告会在南昌举行。央视《百家讲坛》国学名师、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先生把脉赣商发展，为赣商做强做大开出三剂药方：首先是树立强大的自信心，其次是共同打造赣商特色产业链，再次是为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大平台。

　　方先生是我的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江西师大就读时有幸听过方先生的明清史，2014年年底，匡时拍卖在上海龙美术馆搞了一场鸡缸杯展，曰：《朱见深的世界》，该展的学术主持人就是方志远先生，因为展出的那只鸡缸杯就是明成化年间景德镇制造，所以先生在同名学术报告中就用比较大的篇幅讲到了明清时期江西瓷业的兴旺程度，我记得方先生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特意强调昔日的荣光不足以代表今日的成就，但可以为今日的江西注入自信。

　　这种自信来自强大的文化向心力的形成，而强大的文化向心力需要有一个标志性的、物化的（或具象的）符号存在。

　　建筑成为这类符号的第一表达——今天的人们一说“徽商”，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那些粉墙黛瓦、马头墙高耸的徽派建筑；至于“晋商”，最具代表性的是乔家大院，那些靠大量木雕、石雕和砖雕堆砌而成的山西民居。这两组建筑都不是公共建筑物，具有很强的衣锦还乡的意味，和江右商帮的万寿宫相比，格局境界，高下立见。

　　遗憾的是，和徽商的徽派建筑、晋商的乔家大院相比，江右商帮的万寿宫在辨识度和传播力度上都存在欠缺。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徽商和晋商的代表性建筑形象的确立，得益于一些收视率很高的影视作品，反观江右商帮题材，以此为背景的影视剧不仅质差，而且还量少。更可叹的是，赣地民居多与徽派建筑相似，拍的是江西，传播出去的却是安徽、浙江、湖南、湖北这些“环江西”，我们将太多的笔墨敷陈于上世纪前半叶的江西，关于江右商帮，关于万寿宫，关于许真君，却基本缺位。

　　有消息称，这次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的打造，“既遵循传统建筑原则，又体现儒道二家教义理念，既坚持江西传统建筑特点，又揉合所在地文化特色。讲究主建筑居中，左右拱翼对称，各成院落，前后呼应。依照皇家宫殿布局建造，采用‘故宫瓦作’的型制和筒瓦的方式铺设……戏台倚傍而立，穿斗抬梁混合式歇山顶建筑耸立于街区，分前后檐，檐下有装饰性的密集型斗拱挑檐，屋顶前后有高耸的翼角，犹如要展翅翱翔，其风格与江西本地戏台一脉相承。”（《万寿宫街区的建筑之美》）

　　线下的实景打造固然是本，但线上传播更是不可或缺，尤其在今天这样的读图时代，文字的传播力度远逊于图片与视频。

　　有太多的事例表明，让一座城市、一个街区或一组建筑物成为网红打卡地的不二法门，就是要通过“搞活动”这类的事件营销赋能并激活。今日南昌的城市形象该如何定位？万寿宫街区需要有怎样的活动予以激活？新修的铁柱宫将会上演怎样的剧目？它究竟是南昌的万寿宫还是江西的万寿宫？类似种种，都应该成为我们去思索的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