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北京商业梦

　　北京商业的变迁过程有其独特性和唯一性，这与它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其一直被视作中国商业发展的一面镜子。

　　建国初期，因为私营工商业从业者对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充满迷茫，当时北京商业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根据北京商业部门统计，从建国至1950年4月15日，北京市私营商户新开业5963户，歇业3005户，但其中新增多是小户，且歇业者多是大户，还有不少商户缩减规模，此外，准备歇业的商户也有很多。

　　从1951年底开始，公私合营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人们熟知的全聚德、同仁堂等老字号企业许多都变成了国有企业，到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关于商人、资本、自由经济、消费者这些资本主义关键词成为了旧世界的记忆，这一阶段主要由计划经济下的国营商业为主，北京商业也正是从此背景下起步发展。

　　首都商业发展进程中的“最佳代言人”　　

　　作为新中国首都，那时北京的轻工业并不发达，商品供应长期得不到满足，商业发展百废待兴。

　　时任北京市商务局局长的彭城一直盘算着建一座地标性的国营商场。1952年8月26日，中贸部正式批准修建百货大楼的计划，并同意承担全部商场部分建设投资。从此，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建设便提上了议程。　　

　　1955年，新中国成立6周年，距离国庆节还有五天时间，京城商业圈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25日上午9点半，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货大楼举行了开幕典礼。仪式一结束，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入大楼，开业当天，顾客流量多达16.4万人次，人们的购买力十分惊人，当日销售额达到了30.9万元。

1955年百货大楼开业，全国第一座大型百货商场（图片来源：网易财经）

　　从这一年的国庆节起，百货大楼每年国庆节都会被如潮水般的客流包围，到百货大楼买生活用品成为了老北京人最为深刻的国庆记忆。

　　北京市百货大楼是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投资建设，自主经营的第一座大型国营百货商店，也是当时计划经济年代下，唯一一家被批准，享有全国采购权的零售企业，不仅能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进货，甚至还能销售国外的进口商品，所以北京市百货大楼不光在北京，在全国都算得上是商品品类最全的商场，被称誉为“新中国第一店”。

百货大楼曾经的搪瓷脸盆柜台（图片来源：网易财经）

　　北京市百货大楼因为商品齐全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购物的首选之地，外地人进京可以哪都不去玩，但一定得去百货大楼买点东西。那时，老北京人都流行一句话：“百货大楼买不到的东西，您哪儿也别去了”。

1960年，百货大楼内人头攒动（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如果说北京市百货大楼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地标性的商业建筑，那么其营业员张秉贵则是这一时代百货从业人员的精神象征，他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一度被视为百货大楼的“代言人”，而所谓“一抓准”，就是指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一口清”则是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

　　除此之外，张秉贵更为著名的是“一团火”精神，他永远用灿烂的微笑对待每一位从天南海北过来买糖果的顾客，他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售货员要胸中有一团火，温暖顾客的心，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张秉贵——“一团火”服务精神温暖每一位顾客（图片来源：国际在线）

　　从张秉贵这句名言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百货业的特征：三尺柜台阻隔了顾客和销售员之间的感情交流。当时，中国的百货企业不仅仅负责商品流通，作为窗口单位，还担负着政府形象的责任，因此，张秉贵成为了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商业人才。

　　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开业，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首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据王府井集团老同志回忆，在百货大楼成立时，北京市政府号召了500余位北京零售行业年轻精英助力百货大楼经营，这些零售精英后来成为了百货大楼第一批商业骨干，而这也正是王府井集团传承北京商业基因的开始。

　　这座北京乃至全国知名的百货大楼的出现，为王府井商圈雏形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标志着首都商业正式进入到国营时代。

　　繁荣首都服务行业：上海名店集体迁京

　　王府井商业街上，有许多著名的京城老字号，这些老字号的发展历史中刻有着首都商业发展的时代印记，但论其根源，许多京城老字号其实是融入京城的“外地人”，而这一点，如今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

　　回到曾经的历史时间节点，在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来信。信中，他表示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1次仍不合身，而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对北京的服务业都很有意见。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为了改变北京服务业落后的面貌，周总理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服装业一共迁来鸿霞、造寸、万国、雷蒙、蓝天在内的21家服装店来支援北京。

　　后续，理发、照相、洗染、餐饮等服务业的名店迁京工作也陆续展开。1956年6月5日，紫罗兰、湘铭、云裳、华新四家理发店抽调了大约68人，带着火车托运的烧水锅炉、美国进口的理发转椅以及一应理发用具来到北京，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北门的金鱼胡同开设了四联理发馆，意为四家联合。

1962年，四联理发馆（图片来源：新华社）

　　四联理发馆迁来北京的，不仅是先进的理发设备、成熟的技艺和舒适的服务，同时还带来了南方人的细腻、时尚、优雅，四联理发馆很快受到首都各界人士欢迎。从那时起，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马连良、叶盛兰等，演员王晓棠、濮存昕，歌唱家王昆、李谷一、马玉涛等都是店里的常客，去“四联”理发也成了当时一种身份的象征。

　　在上海名店迁京的浪潮中，除了理发业迁京的“四联”外，照相业有“中国”和“国泰”两家，洗染业有“普兰德”和“中央”两家，也同乘一列火车，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北京。

　　据说，此前迁京名单中并没有中国照相馆，但负责“引店迁京”的北京市社会福利局副局长王崇续在私下逛街时，无意中发现当地人极为称赞的中国照相馆，便把中国照相馆也加进名单中，上海市方面有些舍不得，但为了支援北京服务业，最终还是忍痛割爱了。

中国照相馆原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于中国照相馆迁京后的位置，中央领导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选定:“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最终，中国照相馆落户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东方新天地的所在地，后来几经搬迁，落在了王府井大街180号的位置。

　　来京后的上海名店大多落在了王府井、前门、西四这样的繁华商业区，这些名店为当时的北京商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六十多年过去了，上海名店变成了京城老字号，当年援京的上海师傅们，服务了几代北京市民和旅游者，也早已融入了北京这个由五湖四海人组成的大家庭中，从老上海已经成了老北京，为北京商业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京城四大商场

　　在计划经济年代，诸多历史条件下引发了北京的商品供应短缺及商业网点严重不足。那时，北京商业领域一度靠着四大国营商场支撑门面，这四大国营商场分别是北京市百货大楼、东风市场、西单商场和天桥百货商场。

　　在四大商场中，若论资历最老，那在王府井大街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安市场得算头一号。

　　1903年，慈禧批准开放当时已经废弃的神机营操场，供商贩们经营，至此，便有了东安市场的雏形。后来，此地生意兴隆，摊点日增，东安市场进行了初步规划，从北到南建起一条长街，以经营百货、食品为主，由于此地距离使馆区近，各国商号也来此经营，东安市场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商号、书店、游艺无所不包的超级市场。

　　1949年后，北京市第一商业局成立东安市场管理处，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行业、网点格局和传统的经营特色。1954年起，东安市场内店铺陆续公私合营，1968年改制成为国营企业，1969年竣工后重张开业，经营面积达到27000平方米，甚至超过百货大楼，设有北门、西门、中门和南门四个门，与百货大楼交相呼应，成为王府井大街又一颗商业明珠。

1959年,北京四大百货商场之一的东安市场（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在建国之前老北京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东有东安，西有西单”。历史悠久的西单商场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厚德商场的开业，到后来陆续建起富德、益德、惠德、福寿和临时商场，六个商场一起被统称为西单商场。　　

　　1950年9月，位于旧西单第五商场临街地方挂出了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第三门市部的牌子。1956年，以第三门市部为基础，第一至第六商场顺利实现公私合营，直接过渡到北京市百货公司西单百货商场。至此，西单商场规模逐渐扩大，人气越来越旺。

1961年，规模扩大后的西单商场（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但因年久失修，1971年6月，西单商场经检测鉴定为地基下沉，为了顾客和职工的安全，商场一半面积停止营业，直到后来，由一个不经意的机缘促成西单商场完成了一次蜕变。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其随行记者想参观北京一些景点，西单商场成为了美联社记者的首选目的地。听说美国记者要来西单参观，商场职工们无比好奇、兴奋，想把最好的服务展示出来，但是美国记者却无视这些，反而把镜头对准商场里的角落，把最破旧的一面一一收入镜头，这让西单商场职工受到极大刺激，深感必须改头换面。

　　当时所有的西单商场职工都要求改造商场，但根据市政规划，还得等几年才可以动工。西单商场领导班子当即决定，自己动手盖大楼。1972年8月，西单商场陆续抽调了320名职工，将旧楼分段停业改造，边营业边盖大楼，1978年9月，一栋建筑面积较过去大了4倍的大楼出现在京城百姓的面前，西单商场职工管这栋楼叫“争气楼”，因为其为西单、为北京、为新中国争了一口气。

新建而成的“争气楼”（图片来源：北京晚报）

　　在这四大国营商场中，天桥百货商场一直被称为首都商业领域的急先锋、时代弄潮儿。天桥百货商场始建于1953年4月，原名为中国百货公司北京市公司第四批发部，后定名为天桥百货商场。

　　当时，北京财贸系统以“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为主要内容的红旗竞赛活动蓬勃开展。1958年8月25日，在有4万人参加的全市评比大会上，树立了各行业的红旗单位28个，形成了中心有天桥百货商场，各行各业都有排头兵的局面，天桥百货商场也被评为了“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

天桥百货商场，“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图片来源于网络）

　　 1959年的一期《北京日报》介绍了天桥百货商场在五好红旗竞赛运动中提出的相关服务指标：对顾客做到主动、热情、礼貌的基础上，简练、明确和实事求是地介绍商品，耐心帮助顾客挑选花色品质，算账迅速准确，包装美观、牢固，商品陈列做到艺术、美观、有政治意义。

　　在那个年代，全国商业、服务业一度掀起“学天桥、赶天桥”的热潮，“学天桥”甚至超越了行业界限，许多单位纷纷到天桥百货商场观摩学习。

　　北京商业走出“黎明前的黑暗”

　　在“文革”时期的混乱形式下，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中国商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很多商业机构都陷入瘫痪，举国陷入“短缺经济”的窘境，当时北京商业发展状况正是这一时期的缩影。　　

　　在“文革”兴起之时，不少传统的老字号招牌都在“破四旧”风潮中被砸烂，换成了许多政治色彩浓烈的字样。

　　1966年8月某一期《人民日报》记录了北京商业门店遭破坏的情形：王府井百货大楼被搬掉了“王府井”三个大字，改名北京市百货大楼；东安市场也被改名东风市场；全聚德被砸掉“全聚德”三个字，挂上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四联理发馆被改名为“北京理发馆”。据统计，当时王府井一条街甚至就有6个以“红旗”命名的招牌。

　　不仅被改换招牌，很多商场和品牌的经营也在“文革”时期受到直接影响。四联理发馆的烫发、化妆项目被取消，操作规范和消毒措施也无从谈起；一切不符合革命形式的商品也被统统被列为需要销毁的“问题商品”，如中高端化妆品、工艺美术品、金银饰品、扑克牌等商品也均在“清洗”之列。

　　据统计，在“文革”期间，仅北京市百货大楼停售的“问题商品”就达6800多种，占经营总数的20%。

四联理发馆招牌被换（图片来源：大公网）

　　这场荒诞行为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商业逻辑：商店乃至商业活动存在的目的是要为工农兵服务，而并不是为方便人们进行自由的商品交换，商业在当时中国的惨淡经营，消费者的失望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黑暗过后便是黎明，在“文革”结束以后，首都商业发展即将迎来新的曙光。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伟大的改革开放至此拉开序幕。

　　这时，可口可乐敏锐地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迹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1979年，首批三千箱瓶装可口可乐从香港发往北京，时隔三十年，可口可乐再一次来到了中国内地。可口可乐的曲折回归，这是一个“可乐”的事情，因为其释放出一种信号，一个全新的时代真的已经到来。

1979年，北京，工人们忙着将瓶装的可口可乐卸下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其实，可口可乐早在1937年就在中国设厂，那时人们已经能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大街小巷买到可口可乐。1948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销量甚至超过百万箱。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代表着“资本主义”的饮料在中国销声匿迹了。此后，可口可乐一直不断地尝试重返中国市场。

　　几经曲折，多轮谈判，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口总公司（中粮集团前身）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

　　但考虑到当时群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尚有不小的抵触情绪，政府规定可口可乐的销售对象仅限于来华工作和旅游的外国人，销售地点就是今天北京建国门的友谊商店。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口可乐也走进各大商场、宾馆、酒吧，无论怀抱旧思想的顽固分子如何斥责，“资本主义生活”来到社会主义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79年，北京，在宾馆酒吧里贩卖的可口可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也已经变的不再稀奇，新“三大件”演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悄然的在人们购物清单里呈现，北京商业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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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及资料：

　　「1」《购物凶猛——:20世纪中国消费史》作者：孙骁骥

　　「2」《周恩来与建国初期的商业调整（1949—1953）》作者：张松

　　「3」《上海名店迁京记：四联美发、老正兴都从上海来？》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