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庆:和王石一样天马行空 离职仍与万科保持合作

投资界   2015-04-13 13:46

核心提示:离开万科的毛大庆,并未和万科完全脱离关系。“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和万科合作,”毛大庆说,他将用自己的案例来说明什么是万科的外部合伙人。

  “毛总,留个联系方式,看我们能不能合作吧。”

  3月20日,毛大庆来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读书会,一群人围着。大部分是年轻人,有创业者也有投资人。毛大庆是迄今国内辞职创业人群中,最顶级的职业经理人,因此他所到之处引发了更多关注。

  这个春天,毛大庆成了离开大公司的标签式人物。

  3月8日,毛大庆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离职万科、开始创业的消息。这一天,很多人都做出了相同的决定,但毛大庆的决定是轰动性的。此前三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客”一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了街头巷议的热点。

毛大庆

  “我(创业)是踩在了电门上。”毛大庆说,做了22年房地产,很想看看房地产之外的世界什么样。“出来一个礼拜,我觉得比我过去五年吸收的知识还要多。”

  毛大庆正在做中国版的“wework”。“wework”是一家正热得发烫的美国公司,去年获得美国大牌投资机构的巨额投资。毛大庆做的创客空间也已获得真格基金董事长徐小平、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的投资。毛大庆做的事情并不复杂:“社会上有那么多房子没人用,那么多人想创业找不到地,还有那么多钱想投不知道该投给谁。我要做一个平台,把闲置资产、把钱、把想创业的人全部搁在一起,让资源的效率最大化。”

  在职业的高峰辞职创业需要勇气,因为未来很不确定。个人在转型,公司也在转型。万科正在经历转型,毛大庆的离职,也是转型的一部分。和毛大庆一样,万科也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万科要乱3年。”王石说。

  离开万科的毛大庆,并未和万科完全脱离关系。“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和万科合作,”毛大庆说,他将用自己的案例来说明什么是万科的外部合伙人。

  旁观自己

  最终迈出创业这一步,与毛大庆跑的两次马拉松有关。毛大庆说:“跑步是一件与哲学有关的事情。”

  2月7日是毛大庆46岁生日,他在位于长春的万科松花湖完成了他的第20个全程马拉松。零下20多度的严寒,刺骨的寒风,40多公里的路程,放弃的念头,坚持的理由,在他脑中交替出现。这场严酷的马拉松给了毛大庆很多启发。

  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这种感觉特别奇妙,更像是另一种意味的自我审视,我观察着我坚持,我观察着我挑战,我观察着我战胜自己,我观察着真正属于我的时刻的降临。”在这篇充满感悟的文章中,很不显眼地藏着这样一句话:“只有跳出自己安逸的小湾,才能赏味生活中瀚若烟波般的美景。”

  跑完马拉松的第二天,2月8日,毛大庆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职业经理人在经济大转型年代的新道路》的文章,提及了职业经理人再创业的话题。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中国职业经理人毫无疑问是中国梦的实践者,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动者,需要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身的价值。他已经准备“跳出自己安逸的小湾”。 但“辞职”这两个字,毛大庆觉得很难跟郁亮提起。“决定离开前很挣扎、很纠结,我跑了个乡村马拉松才终于有了些勇气,去深圳总部找郁亮谈辞职的事儿。”

  从2014年开始,毛大庆离职的传言不绝于耳。2014年5月1日,一篇名为《万科副总毛大庆内部讲话》的文章因看空楼市被广泛传播,毛大庆离职成了热点话题。

  2015年1月1日,毛大庆被任命为万科北京区域董事长、总经理,兼北京公司董事长。在此之前他一直是北京公司总经理,这个职位被原万科杭州公司总经理刘肖接替。这再度引发他离职的猜想。

  在万科,毛大庆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在这场人事变动发生之前,毛大庆是万科唯一一名担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并兼任地方一线负责人的高管,名列“集团管理层”,其余38位一线地方负责人均属公司中高层,由此可见万科对毛大庆的重视。

  对于北京万科而言,毛大庆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2009年他上任北京万科总经理,此前北京万科已经换过八任总经理,但始终无法突破发展瓶颈,在北京的影响力甚至不如一些小公司。毛大庆扭转了局面。2009-2013年,北京万科共拿地31块,而在2009年之前,万科在北京一共只开发了13个项目。他接手时,2008年北京万科销售额只有43亿元,离开时北京万科2014年销售额超过200亿元。

  对于他离职的原因,有很多种猜测。其一是他的高调,2014年他的内部讲话被曝光之后,在房地产行业内引发了震荡效应。他的关注度一度超过郁亮,有人认为他离职是因为有“功高盖主”之嫌。其二是毛大庆不满职位调整,从实权的北京公司总经理,变成了实权不大的北京区域总经理。万科的管理层级分为总部、区域、一线公司三级,区域公司名义上级别高于一线公司,但仅充当协调、顾问和教练的角色。

  3月9日,在郁亮亲自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毛大庆对这些猜测一一进行了回应。他讲述了很多细节,表明他与万科高层并无嫌隙,他的高调是被允许的,因为这是北京市场的一种需要。而在处理北京一些危机公关上,万科高层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和支持。

  他没有提及是否满意职位的变动。但是在万科,职业经理人有非常严格的轮岗制度,最多5年必须更换岗位。而毛大庆担任北京公司总经理已经有6年。在万科历史上也有不满意轮岗而离职的高管,比如2000年离职的北京万科总经理林少洲,就是因为不满被调离北京而离职。

  在万科的组织系统里,不可能给任何人搞特殊待遇,毛大庆换岗只是迟早的事情。而留在北京,又是毛大庆的底线。2009年进入万科之前,郁亮曾希望毛大庆到深圳公司任职,深圳是万科的总部所在,向来被视为未来核心团队的内部“梯队”,深圳公司总经理一直以来都是万科最有吸引力的职位。但是这并未得到毛大庆的积极回应,直到万科方面提出希望毛大庆任职北京公司,谈判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到了2015年,如何安置毛大庆,对于万科来说变成了一件有挑战的事情。北京公司是万科最大的区域公司,而北京市场又是一个极特殊的市场。如果没有毛大庆这样有资源、有个人魅力的负责人,北京万科一时间也有可能难以适应。

  2014年5月,也即毛大庆第一次被传离职时,郁亮曾表示,基于总部管理半径膨胀过大,万科集团要做实区域公司,将一线公司部门经理以下的人事任命权和拿地审批权下放给区域公司,适当增强区域本部的权力。“郁亮的这一做法,很像是为毛大庆调任区域公司做的铺垫。”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3月20日,久未露面的王石对毛大庆离职也做出了表态:“万科的人事政策中有一条是好马吃回头草,随时欢迎大庆回来。”在万科近年的高管离职事件中,王石第一次提到“好马吃回头草”。

  此时,中国上下劲吹创业风。“从去年到今年,我预感到了国家的政策变化,新的一轮创业大潮即将到来。”毛大庆说,“我希望跳进大风里,跟着风一起飞,感受时代的脉动。”

  人到中年

  3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自己的离开,毛大庆直言人到中年,生命不能再等待,他听从了内心的召唤。2012年因为工作压力大,毛大庆患上了抑郁症,郁亮拉着他去马拉松,这种自我挑战的运动帮助了他恢复。疾病是隐喻,一次中年危机,让毛大庆对生命的看法也在改变。

  “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男人60岁可以重新开始。”毛大庆说,王石跟他说过,他的父亲、科学家杜琬祥跟他说过,原来凯德的老板廖文良也跟他说过。60岁一甲子,一个完整轮回,一个人可以想清楚很多事情,而体力精力还允许,可以重新选择新的领域发挥。

  “他们全都这么说。我说,好吧,我离60岁还早呢,可以为60岁重新开始做点准备。我首先问自己,60岁我希望人家怎么定义我呢?”毛大庆说,他希望别人定义他是个学者,或者是个thinker,是个有思想的人。为了这个目标,他开始想前面这13年该干点什么呢?他希望以后能影响别人,“一路走到今天,我受了很多人的影响,很多人给了我正能量,我也希望把这种能量传递给年轻人。”

  毛大庆说自己非常幸运,人在青春期能遇到一两个重要的人很幸运,而他遇到了很多优秀的人。

  1994年,毛大庆在上海遇到了许文辉,惠普历史上第一个华人总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帮了很多年轻人创业。他是个美式文化的人,教会了毛大庆美国人管理的态度:平等、亲善。“我那时很年轻,他那么高大,但他叫我大庆,让我叫他文辉。”所有见过毛大庆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架子,是个很友善的人。

  1998年毛大庆进入新加坡凯德置地,总裁林明彦是他心中偶像,又儒雅又智慧。接着是下一任总裁廖文良,他是典型的工程师文化,醉心于建筑的结构、品质、细节。

  2009年毛大庆到万科。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6年。王石是他的精神导师,他给毛大庆最大的启迪是,人永远要活出自己。“王石是最任性的。他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很稀缺,但他同时也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家国情怀的人。”毛大庆说。

  郁亮的那种自律、对自己的苛刻,毛大庆发自内心地敬佩。郁亮定下的事情,定了就定了,时间不可能改。在万科的6年,所有的办公会,无论他在哪儿没有一次改变的。“我就纳了闷了,郁亮永远是准时的,好像也从来不生病。我怎么都做不到他那个样子,只好说摩羯座就是这样的,我是水瓶座做不到。”

  这些经历,都是在为中年做准备。毛大庆说:“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创业,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个大的资源平台上把它整合起来。我的职场生涯也经历过跟创业一样的艰难困苦,现在可能更自主一些,可能更要自己去面对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人生挺好的体验。”他相信自己的经历可能对年轻人有用,而他现在创业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影响创业的年轻人。

  中年毛大庆选择从零开始,而中年的万科,也正在自我革命。万科成立于1984年,迈入第4个10年,它也早已告别青春期。在这个颠覆性的时代面前,它正面临着一次关键性的转型。

  3月9日的发布会上,和毛大庆、郁亮一同登台的,还有北京万科总经理刘肖。在前一天,万科任命了5位集团副总裁,刘肖是其中之一。刘肖出生于1979年,到万科时间只有3年,这位“新人”在万科的蹿升速度令人咋舌。万科这次提拔的5个副总裁,有3个75后,2个是在万科待了20年的资深人士。

  毛大庆离职事件之后,万科已经确定新人事规则:新老并用,以新为主。郁亮说:”年轻人阅历、资源不够,成长有不确定性,但他们的未来决定万科的未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赌这一把。”从2010年以来,一大批在万科颇有资历的高级职业经理人离职,包括徐洪舸、刘爱明、肖莉等。他们和毛大庆一样,代表着万科的过去,而现在万科急于找到未来,未来在年轻人的身上。

  “万科还要乱三年。”王石说。大胆启用年轻人,是因为万科要打破原有的思维惯性,进入很多新领域。

  3月21日,万科董秘谭华杰首次在媒体上透露了万科未来10年的战略:除了住宅地产,万科还将进军消费地产和产业地产。在消费地产上,万科将沿着三个主题推进。一是运动主题的度假业务,重点做滑雪和水上运动。第二个是儿童。第三个主题是老人。

  相比消费地产,万科更看好产业地产。万科很早就在研究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物流地产看似简单,在中国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但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融资成本低,因此并不好做。

  不仅是毛大庆,万科也看到了创业浪潮对地产业的影响。在万科的研究中,小微企业创业会带来非常大的不动产需求,对应的品种是创业园。谭华杰还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进入万科创业园的小微创业公司只需要考虑主业,万科可以提供食堂、车队、会议室、培训、甚至财务和融资服务,甚至用房子使用权换创业公司股权。万科的这项业务,已经非常接近毛大庆要做的创客空间。

  3月8日的发布会上,郁亮表示,万科将成为毛大庆的财务投资者。在3月17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毛大庆说:“很快你们就能看到我和万科的合作,我会用自己来帮忙定义什么是万科的外部合伙人。”

  “我们这代人,身上有密码”

  在北京万科中心马拉松主题的照片墙上,毛大庆是最容易辨识的人,因为他总是戴着非常拉风的护目镜。

  “中国人活的都太憋屈了,”他说,他的任性是跟王石学的。他和王石在脾气秉性上很像,常常天马行空,不同的是毛大庆并不是一个强势人物。他高调、任性,但也很友善、温暖、重情义。他的朋友圈经常会有对朋友的祝福,这次离职之后,有几天都是毛大庆在刷屏朋友圈,他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在万科的职业经理人中,毛大庆算是个异类。王石的办公室四壁全是书,郁亮的办公室放了一辆自行车,毛大庆的办公室放满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看上去是冲突的。不过,这恰恰是毛大庆包容性格的体现。他的办公室里有:佛像、香炉、毛主席陶瓷像、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自行车、跑鞋、马拉松奖章。墙壁上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幅画,画着一只很开心的猴子,他属猴。

  佛像与毛泽东像在毛大庆这可以共存。1991年,大学毕业后,毛大庆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泰国。泰国是佛教徒国家,他有感于有信仰的人善良、充实,于是他跟着泰国同事去礼佛。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下来了。每年春节,毛大庆都会带着亲人、同事去雍和宫烧香,初八去消灾,十五去祈福,早上起得很早去排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红二代,他的爷爷奶奶都是中共早期的党员,而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国的两弹一星、航天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他从小就是在一堆著名的知识分子中长大的。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建筑师,人民大会堂、北京展览馆都有他的贡献。正是受到外祖父的影响,毛大庆上大学时选择了建筑专业。

  和同龄人相比,毛大庆有超出年龄的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这与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他的父亲杜琬祥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毛大庆写的《永不可及的美好》一书中,记录了父亲对他的影响。在父亲给他讲述的故事中,最让他难忘的,是当时一位著名科学家因为飞机失事遇难,在找到遗体之后发现他与助理紧紧相拥,用身体保护了重要的资料。

  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对于时代的感知,毛大庆比一般人似乎更为敏感。

  “我是1968年生人。1967年至1970年出生的这代人可能特别特殊,所有国家变化的风口,与我们人生的重要节点全部吻合。”毛大庆说,我们这代人可能身上有这个民族的密码。

  1976年毛大庆上小学一年级,赶上了中国最后一次春季入学,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以前是春节入学的。入学前一个多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毛大庆的父亲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祭奠,“记得那时候人山人海,纪念碑上堆满的花圈,还有很多诗抄。”

  因为是春季入学,毛大庆还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巴。1976年春天,他跟大孩子一块儿去上街游行,打着小旗子。其实他不太知道是要干什么。开学没多久,朱德逝世,接着又是唐山大地震。到了一年级下半年,秋季开学没几天,毛主席逝世了。又过了几天,“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又审判“四人帮”。

  1976年这个国家真是天翻地覆,一个孩子很难理解这样的变化,心里困惑,但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激烈的震荡。毛大庆的家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参加了至少四次平反昭雪大会,一会是我爷爷,一会是我奶奶,还有其他亲戚,一天到晚哀乐不断。当时很不明白他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被打倒。”

  接下来就是1984年。1984年国庆节,毛大庆是天安门广场举花的孩子之一。他看到了“小平你好”的标语,印象深刻。高中和大学时光很美好,很多老师都饱经磨难,文革中坐过牢,他们要把余晖都洒给学生。那时的学校真的是象牙塔,很纯洁。

  “‘拨乱反正’的1976年,我上小学;改革开放的1984年,我上高中;‘小平南巡’的1992年我参加工作。”毛大庆说,我们这批人完整见证了一个国家从动荡、贫弱回到安宁、发展、富强。

  2015年也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时刻,“我相信10年或者20年以后,会对2015年有一个总结和评述,来描述这样一个转折时刻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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