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损、倒闭、重生,LiveHouse逃离生死线!

时代财经   2022-03-15 14:20
核心提示:从可持续商业化角度看,LiveHouse存在的瓶颈还有难以实现标准化。关于如何坚持下去、生存得更体面,打造“复合型”空间场所也被反复提起。

作者/涂梦莹

年轻人正在涌向的LiveHouse,将这里作为精神乌托邦,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消费并没能撑起这一行业。

近些年,LiveHouse成为年轻人喜爱的一种现场音乐场所,但作为舶来品,LiveHouse一直难以摆脱小众的标签。

前不久,成都小酒馆迎来了25岁生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乐队和独立音乐人都在现场为小酒馆庆生。

老狼来了,并唱了一首声音玩具的《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更接近对方》,声音玩具的主唱欧迦源则翻唱了老狼的《虎口脱险》。在场的还有音乐人丁薇、李泉、木玛、边远以及马赛克乐队、海龟先生乐队、阿修罗乐队等。

某种程度上,小酒馆是国内元老级的LiveHouse。二十多年前,主理人史雷从北京来到成都,经营小酒馆至今,一路见证成都独立音乐走向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伴随众多本土原创乐队成长。

在国内,存活如此多年的LiveHouse并不多见,杭州酒球会同样是少数之一。成立于2010年的酒球会,是杭州最老牌的LiveHouse。多年前,主理人王涤在北京河酒吧听民谣,那是野孩子乐队创办的一个民谣音乐人“聚集地”,万晓利、小河、张玮玮都算是那走出来的民谣歌手。

后来,河酒吧支撑不住而倒闭,王涤萌生了在杭州开一家LiveHouse的想法。于是,酒球会成为他心中河酒吧的另一种延续。不过,经营LiveHouse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酒球会也曾一度走向倒闭的边缘。

《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2020年,音乐类演出票房总收入73.79亿元。其中,Livehouse票房收入3.75亿元,仅占到演出大盘5%。

2019年对LiveHouse是个契机,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将新裤子、痛仰、刺猬等独立乐队推向台前,LiveHouse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关注。但随着热度逐渐趋于冷静,更多LiveHouse还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

越来越多的LiveHouse决心从“情怀”走向“生意,探寻生存之道,这不仅关乎是否盈利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走过探索阶段的LiveHouse,下一步应如何面对行业不断发展带来的商业化难题。

梦想照进现实

对于大多数拥趸者而言, LiveHouse不仅是一处单纯的演出空间,更像是一个“精神乌托邦”,一群人为了某种“归属感”相聚在此。

LiveHouse背后的主理人,多数也是源于这样的初衷入行。

郑州7LIVEHOUSE主理人沈毅曾在大学时期组建过乐队,后来乐队解散,他又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创业,2007年,他决心开一家LiveHouse。“回到这个行业做这个事儿,是自己的热爱和梦想。”沈毅说。

梦想照进现实,现实却极为残酷。起初,包括他在内还有几位合伙人,但开始运营后,人员却不断减少。“当时的合伙人都是音乐爱好者,也有原来乐队的成员,大家本来就没有什么经济实力,更没有想过经营LiveHouse会这么艰难。”

一开始,7LIVEHOUSE没有任何模版和方向参照。“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做适合乐队的演出场地,而且在十几年前,不管是场地、设备,还是乐队、市场环境都还不成熟。”沈毅坦言,7LIVEHOUSE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摸索阶段。

“那段时间,一般的演出大概只能卖出去三、四十张票,甚至更少,房租都不够付。”沈毅称,成立至今,7LIVEHOUSE前后投入200余万元,直到2017年才基本做到经营的收支平衡,后续逐渐盈利。

如今,7LIVEHOUSE依旧是郑州唯一一家LiveHouse。在沈毅看来,“如果没有真正的热情支撑着,做不了这个生意。”

王涤有同样的心境。2014年,王涤一手创办的酒球会处在倒闭边缘,当时距离开业已经过去4年。“最难的时候欠了接近600万元,靠着向很多朋友借钱才能维持经营。”王涤直言,那是酒球会的一次“生死关”。

后来,经历一些经营调整,酒球会的收益才逐渐稳定。但直到现在,也算不上真正赚到了钱。“酒球会每年的营收还在用来还之前的债,原本预计2020年将欠款都还清,但因为疫情影响,还款时间只能延后。”王涤说道。

在生死线徘徊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批国内老牌LiveHouse相继关停,能存活至今的LiveHouse是幸运的。但某种程度上,幸运来源于痛定思痛后的改变。

情怀和经营,很长时间在LiveHouse主理人心中是两个矛盾的存在。体现在现实中,多数LiveHouse长期都因为只讲情怀而在生死线徘徊,直到他们开始将LiveHouse当作一门生意。

此前,LiveHouse基本依赖演出票房维持收益,而票房的好坏取决于乐队自身流量和名气。但乐队成长本身又需要一定时间,某种意义上,LiveHouse成为乐队的“培养皿”,承担了一些演出风险,经营收入更难以稳定。

“到目前为止,真正做到靠演出能够盈利的场地,全国不超过20个。”王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初,他只把酒球会当成梦想,没有从商业的角度,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去运营。

“租场地、养团队、维护设备,这些成本都需要营收来支撑,至少要把房租和员工的生活费挣出来,但是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做到。”王涤坦言。

多名LiveHouse从业人士都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LiveHouse的经营成本高昂,几年花掉上百万元是业内常态。

与此同时,LiveHouse还面临“内容稀缺”的痛点,在目前的国内音乐市场,乐队依旧不成规模,难以支撑LiveHouse的内容需求。

“数量上,国内乐队相比国外便有一定的差距,现实中,能让LiveHouse挣钱的乐队更是少之甚少。”在沈毅看来,有流量的乐队不够LiveHouse分配,大多数资源更是掌握在头部场地手中,三、四线城市的LiveHouse基本没有机会。

从可持续商业化的运作角度来说,LiveHouse存在的瓶颈还有:难以实现标准化。

一方面,LiveHouse尚未出现清晰的商业模式,每个场地的商业化运营阶段不同,盈利的方式也不同;另一方面,不管是人才、文化还是内容、形态,几乎都存在差异。

2017年,拿下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的MAOLiveHouse,曾尝试在全国进行连锁化扩张,通过全资和合资的模式进行经营。

但沈毅认为:“各地的文化氛围不一样,LiveHouse对于每个城市而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制定统一的规则并不容易,每一家LiveHouse本身都很有个性,是非规范化的。”

“也许未来会有巨大的资本把很多LiveHouse都收入麾下,但独立的场地依旧也会存在。”沈毅相信。

奔赴下一场

逐利的资本自然也是看到了LiveHouse仍有想象空间。

最明显的契机是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的播出。“《乐队的夏天》不仅对独立音乐、摇滚乐的音乐文化有推动作用,对整个LiveHouse产业也有推动的作用。”史雷认为,很多年轻群体逐渐将在LiveHouse看一场演出,当成一个文化的休闲方式,“就像去看场电影,或是看脱口秀、话剧一样。”

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想投钱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据王涤透露,2020年,一家国内头部的共享充电企业曾找过他谈合作,想加入酒球会。“他们设想LiveHouse可以像小酒吧海伦司那样,迅速达到快速扩张。”

7LIVEHOUSE和小酒馆也同样遇到投资机构递来的“橄榄枝”。但沈毅认为,在没有看到清晰的商业路径之前,7LIVEHOUSE并不会接受资本的进入,“这会影响我对这个事业的初衷。”

史雷则表示,与资本的谈判是双方标准走向一致的过程,如果没有达到,小酒馆选择保持独立的状态。

与资本或多或少的接触后,LiveHouse经营者们被直接或间接“教育”,开始思考关于运营、坪效、内容在内的商业化考量。

今年2月,近百家LiveHouse的主理人在合肥联合举办了“首届LiveHouse行业论坛”。大家自费参会,坐在一起,整整聊了三天——关于如何坚持下去,如何生存得更体面一些。

打造一个“复合型”空间场所被反复提起。

比如,增加附加值业务,LiveHouse可以提供酒水类消费;或者做成音乐餐吧,提供餐饮服务;也可以举办Party、脱口秀,增加适合年轻人的活动。总而言之,需要把空间利用起来。

“酒球会一直在做酒水类服务,基本将酒水消费与live消费做到较成功的结合。”在王涤看来,想要获得商业回报,就要学会“弯腰”去做很多事情。沈毅也透露,7LIVEHOUSE尝试在LiveHouse加入简餐,还有关于乐队周边的零售服务。

多元的其他可能性,还包括走出LiveHouse本身的空间。

2018年,史雷在成都创建文创园区“院子文化创意园”,寻求与城市文化和独立音乐场景产生更多的连接,进一步孵化和激活年轻群体。在史雷看来,单纯做LiveHouse的竞争压力较大,这是小酒馆与城市深入连接的方式,他想以更多的方式生存。

不止是独立空间的迭代,沈毅正在专注于内容厂牌,孵化与培养本地乐队,为他们提供唱片录制及出品、宣传推广等一系列服务;而王涤准备做一个大型的音乐节策划,带年轻乐队到全国各个城市巡演,让更多新乐队能走出来。

“也许有一天,国内会有一个城市像代表戏剧的乌镇一样,是一个跟音乐相关的地方,成为一个‘音乐爱丁堡’。”王涤畅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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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LiveHouse小酒馆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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